人都有迷茫的时候，于是有了抚慰人心的哲学和心理学。

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迷茫就像因雨延迟的工作——只能等雨下完了再开工。事实上，处理和解决迷茫，是发现新自我的关键。

为什么迷茫这样流行呢？

罗翔老师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很多人认为人生的唯一价值就是做有钱人，社会弥漫着成功主义价值观，我们要成功、要出名，我们吃得苦中苦目的是成为人上人。

于是，当欲望不能实现时，人们必然焦虑迷茫。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不是被欲望所驱使并为实现这些欲望而挣扎的野兽，人有自由的意志，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适当的环境中，人们都会力争达到某些积极的社会目标。

人生有方向，就不会迷失自我。

前段时间追完了《人世间》，剧中姚立松和周秉义都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走上高位，结局却相反。

周家的大儿子周秉义受家庭影响，坚持干实事，且始终保持两袖清风，同时他也是个温柔的丈夫，深情的儿子。

在兵团时为了自己的恋人郝冬梅，周秉义放弃了升迁机会。周家父母直到去世，也没能沾上这个“最有出息”的儿子的“光”。

父亲临终前希望光字片能够改造，他便从北京回到吉春，实现了父亲的期望。对于生活饱受挫折的弟弟，他这个当大哥的从没用权力帮过忙。

姚立松，作为周秉义兵团期间的战友兼上司，圆滑世故，善于洞察先机。自知在仕途上没有空间后申请去了国企，赶上了特区建设的机会，把企业越做越好，他也坐稳了企业一把手的位置。

权力大了，又处在灯红酒绿的改革开放前沿，便顺势快意人生。原以为退休就能平稳着陆了，却在十八大后因贪腐落马。回顾一生，他悔恨不已。

在结尾处，姚立松问周秉义从政几十年怎么能抵挡住那么多的诱惑，有没有动过心？

周说：“我不是圣人，但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死去后没脸见爹娘、见祖先，怕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

良知始终在他的人生起支配和导向作用，使他做事有尺，为人有度。人唯有遵从良知行事，在大是大非面前才会无怨无悔。

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像周家的小儿子周秉坤一样，是由诸多小事填满的，而细究这些小目标、小期待并不能担负生活的意义。

可能一觉醒来，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平庸，距离我们想要的生活实在太远，又不知道如何实现时，压抑和烦恼就与我们如影相随了。

当人们说自己“迷茫”时，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情感低迷，没有目标，也无法可想，像一个人被困在暴风雨中，望不到尽头。

在生涯规划中，我们把“迷茫”分为两类：决策类问题和非决策类问题。

决策类问题

要不要考研，要不要换工作、转行、裸辞、结婚、要孩子……

这类“怎么选”的问题，在生涯咨询中被称为“决策类”问题，如果你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就难不倒你。

否则的话，按照这个顺序来：

先考虑这件事自己是否有决策权，说了算才能做决定，说了不算的，只能选择应对方法，或者去争取决策权。

然后，列出那些影响到选择的观点，评估事件的影响是阶段性的还是终生的？

那些对人生有影响的“大问题”，就要考虑它是否和人生终极目标匹配。因为，当我们不知道要去哪的时候，对路径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选哪条路，要看目的地是哪里。

关于终极目标，无神论者要今生的成功、幸福，相信轮回的人向往来生。人生何其复杂，没有标准答案。

举个毛主席求学时的例子。

1912年，20岁的毛泽东离开军队后到长沙求学，开始考虑自己的“专业”问题。

开始时，他想考肥皂学校，制造肥皂可以造福社会、富国利民。于是，他兴冲冲地给父亲写信要学费，可还没等到父亲回信，他就失去了兴趣。接着他又打算报考商业学校，想实业救国，可商业学校使用英文教学，那时他的英文水平不行只好作罢。

期间他还打算报考警察学校、法政学校，在选择面前思索不定，便开始了自修。每天在湘乡会馆，阅读喜欢的书籍，最终因为父亲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便报考了不收学费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毛主席感兴趣的学校有好几个，最终让他做决定的却是父亲要断了他的生活费，所以能否外出求学这件事，毛主席自己是没有决策权的，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出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只要在外能生存下来，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毛主席是有决策权的。毛主席的人生目标也很清晰——造福社会、救国救民，并贯穿始终。

非决策类问题

非决策类的问题，即关于“怎么办”的问题。

我想做个5年的职业规划，不知道怎么做？我想平衡事业和家庭，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才能适应新的职位？怎么才能成为一名咨询师？

把大象关进冰箱需要三步：打开冰箱门，把大象放进去，关门。

对于第一个问题，先量化期待——那是什么？对5年后的期待是什么，需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动力来源于哪里，从哪里先迈出第一步。以终为始。

生涯咨询中，决策类问题和非决策类问题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能干什么，适合什么？

这个时候就需要从测量评估、探索尝试、收集信息或教练指导的方式来获取支持。

在《呐喊》序中，鲁迅先生谈到他弃医从文的经过和目的。

1902年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

最初打算与志同道合的同志出版刊物《新生》，发刊前原定的主编和投资人“隐去”了，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后来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不过销量平平。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因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思想苦闷，沉迷于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

1918年，37岁的受金心异邀请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自此开启“文学斗士”生涯。

鲁迅先生留学1年多就“转专业”了，理由是发觉当时国人内心扭曲，麻木不仁。“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目标非常清晰，自己也说了算，所以很快就做出了决策。

但是从文的道路却不顺利，不得不放弃。为了生存，探索了新职业——翻译小说，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多年后朋友的劝说重新点燃了他的文学梦想。

鲁迅先生多年对俄苏、东北欧文化及国学文化的研究，也增进了他的文学修养，之所以白话文写得好，正是因为国学根底好。

读他的杂文时，还诧异他竟然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观点，这也验证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这句话。

山巅易开悟，市井易痴迷。

在生涯规划的个案咨询中，面对来访者的迷茫，咨询师这样问：

无论选什么，你到底要什么？无论读什么专业，无论选什么职业，无论嫁给谁，无论在哪定居，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无论娶谁，你心目中那个温馨家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经验丰富的咨询师，始终在鞭策与爱护间保持平衡，靠着自身的平静和清醒，广泛穿梭在来访者的混乱迷茫中，将他引领到如同暴风眼一样平静的地方，引导来访者组织自己的思维，并负起生活的责任。

人类无疑能通过有意识地努力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振奋的事实，梭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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