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两千余年来君主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都是“重农抑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承秦制，继续执行“农本商末”的政策。《史记·平淮书》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汉朝，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车，甚至商人的子孙也不能做官，商人的地位可谓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汉朝以后的君主专制王朝虽然对商人的政策各有不同，但基本都遵循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那为什么“重农抑商”的政策会有如此的生命力？有一种大多数人都认同的看法，那就是这个源头在于商鞅。因为商鞅变法太成功了，其变法创造的红利太大了，其变法的内容一直是后世王朝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重农抑商”。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商鞅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不仅可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还可以获得爵位。与此同时，商鞅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对商人重征商税，甚至规定经商破产的人要被收为官奴。所以在秦国当农民是很幸福的，而做商人是很危险的。但秦国就是凭借着商鞅的“重农抑商”治国思想迅速崛起并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因而从以上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说“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中国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确实与商鞅脱不了干系。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商鞅那个时代，我相信商鞅是坚决不会背“重农抑商”的这口锅。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发明者并非商鞅，发扬光大者也不是商鞅，商鞅只是恰好选择了一个“重农”的民族，把“抑商”做到了极致而已。

二

为了搞懂“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朝，商朝。商朝的祖先契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国于商邑（今河南商丘），故建国后以“商”为国名。为什么说商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朝？因为商朝人很会做生意。商朝人之所以善于会做生意，就必须提到他们建立商朝之前的一位领袖，王亥。王亥是契的六世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商人，有“华商始祖”之誉。王亥在位时，大力发展发展畜牧业，很快就让商部落衣食无忧并农牧产品过剩。然后王亥开始带领商部落人民大力发展商贸活动，把过剩的农牧产品输送到其他部落进行贩卖和交易，商人做贸易的足迹遍布天下。《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很快，王亥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首富，商部落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富有的部落。“商人”也逐步成为了从事贸易之人的代号。

商朝的商业是很发达的，姜太公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商朝灭亡之后，西周诸侯国中卫国和宋国继承了商朝的衣钵。宋国是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启所建，周武王本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原则，保留了商民族王室的宗庙祭祀。商朝最初的封邑商丘也在宋国境内。卫国更是建立殷商故土之上，本来卫国的领土当时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但是武庚过后作乱被灭，这块领土就被分封给了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建立了卫国。商朝的灭亡前的首都朝歌就在卫国的疆域之内，卫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殷商的遗民。因此周公教诲康叔治卫要“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即利用商人以前的政治思想来贯彻周法。卫康叔用这种思想把卫国治理得很成功，殷商遗民从此没有再反。所以，宋卫二国是商朝衣钵的传承者，也是商朝“经商”文化的继承者。因此宋卫两国出大商人，吕不韦是卫国人，子贡是卫国人，计然是宋国人。说到计然，这个人很牛。我们知道范蠡很有智谋也会经商，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计然是范蠡的师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计然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繁荣的商业经济必定铸就繁华富有的大城市，宋国的商丘、陶丘以及彭城，都是极为繁荣的商业都会。比如陶丘就是秦国丞相魏冉梦寐以求想拿到手的封地，又比如项羽定都只选彭城。繁荣的商业经济除了形成富有的城市以外，还能滋养和培育文明。墨子、庄子和惠子三位圣人皆出自于宋国，此外孔子的祖籍也在宋国。这基本上涵盖了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四大思想门派。因此，商人这个职业称谓是由商朝和商朝人民所创造，经商富国的治国道路也是由商朝和商朝人民所开创。

三

商朝的文明很伟大，但是终究灭于西周。关于《封神榜》和武王伐纣的故事，中国人都不陌生。说到西周，他是完全不同于商朝的一个民族。商人重“商”，周人重“农”。周人的祖先叫后稷，这个“稷”字本来就是五谷之一，可见周人的祖先是以农业耕种而得名。《史记·周本纪》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周朝的祖先从小就喜欢在田地里面种“树麻、菽，麻、菽美”，并以此为乐。而商朝的小孩可能更喜欢在街头巷尾做些小生意为乐。农耕，不仅给周朝的祖先带来了乐趣，还让他得到了君王的认可和社会地位，更是令他通过农耕带领部落走向了兴盛。《史记·周本纪》记载：“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因此，周人以农业为本，以农业为根，以农业为首。“周”这个字的原始形态就是上面是田，下面是口。所以，商业，很不好意思，你只能往后靠了。

除了周人本来具有“重农”的基因以外，政治层面也必须要求他们“抑商”。因为西周能够战胜商朝本来就存在侥幸，从当时的文明和军事来看，西周均落后于商朝。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一书中写到：“殷已入青铜器全盛时代，周则文王以上之青铜彝器迄未有明确发现，周在彼时支野蛮落后，从可知矣。”而且，童书业先生还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写到：“则商纣时殷人盖甚重，国力强与周人远甚，故周人屡称殷为‘大国’，自称‘小邦’，牧野之战时犹战战兢兢也。”因此，周朝建立后就必须想办法尽快削弱殷商遗民的力量。除了进行诸侯封建以外，周朝还通过礼法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很不好意思，士农工商，商人只能是最低的阶层。周朝通过种种“抑商”的政策，让商人随时处于自己的监控之下，让商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政治资源和社会地位，以此不断削弱殷商遗民的力量。所以在先秦时期，整个华夏大地都弥漫着重农抑商的气氛，而不是秦国独家拥有。除此以外，拥有“商文化”基因的宋国人民也经常被其他诸侯国的人民所看不起。举个例子，先秦诸子讲故事就喜欢埋汰宋国人。例如《韩非子·无蠹》的“守株待兔”，《韩非子·说难》的“智子疑邻”，《列子·杨朱》的“野人献曝”，《列子·说符》的“趾高气昂”和“盗取天地”，《庄子·逍遥游》的“宋人赔本”，故事里面都是拿宋国人当主角说事。说明整个先秦时期，对殷商遗民的抨击和打压从未停止过。

四

西周的君主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发明者，而像李悝、吴起等第一批变法的人才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发扬光大者。而商鞅，既不是“重农抑商”的发明者，更不是发扬光大者，他只是一个“重农抑商”政策恰到好处的成功者而已。何谓恰到好处？一则是有李悝和吴起等优秀的改革家为商鞅当垫脚石。二则是商鞅选择了秦国。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表面上看是文化和生产力落后于东方诸侯国的游牧民族，但是实际上定居关中后的秦人早已经开始融入当地老周人的基因，以农业耕种为本的周人传统反而是秦人继承得最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这段记载说得很明白，周人和其祖先早就在关中之中之地留下了以农耕为本的基因，而秦人完全继承了这种基因，因此司马迁的评价是“犹有先王之遗风”。

如果说宋卫继承的是“商文明”，那么秦国继承的就是“周文明”。如果说商鞅把“重农抑商”的政策推向了极致，那么周朝替代商朝就早已经宣示中国从原始的商业文明走向了成熟的农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