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叉行记 》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1984》

    12年的时候，我在镇上上中学。

   每个礼拜一的早晨,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到两里外的学校上学。不管是风很冷还是雾很大，一年四季我都要重复这段路程。像一卷永不消磁的磁带。只有夏天来台风连人带车被掀飞的时候，那就算了。书上说，有些过程持续重复，人就会爱上它，并欲罢不能。然而这并不是种快活的体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遗忘掉它，可是它也不能。

    这漫长的路途期间，我要经过一段长长的公路，公路时而蜿蜒，时而笔直得穿过原野，原野上的庄稼都死光了，树也不多啦。只有野草和乱石堆砌，。每天清晨的这个时候，附近的人就出来把隔夜的泔水垃圾倒在路旁，等它凭空消失。后来等我放学回来的时候，道路两旁大起火光，浓烟呛得我肺彷佛要炸掉。我穿过这里，像是闯过硝烟四起的敌人的封锁线。

大雾里风向是游向记忆的浮标.

   火车向前蜿蜒，越过闽赣交界处连绵起伏的山丘。穿出隧道后的阳光透过一层薄雾，打在我朦胧的眼镜片上。醒来的人不自觉拉上车厢的窗帘。凝望见远处的跌宕起伏，像撞进记忆深处里的峰谷。我轻轻地和眼前的人告别。

   在这座小镇上，很多事都是无比地相似。相似地无趣，相似地死亡，相似地蹲在臭气熏天的茅坑上抽烟。这里本还可以用两百个以上的排比句来形容。但我觉得那是很无聊的行为。那样就是高考作文啦。一个故事本不应该这么讲。

   那应该从什么地方讲呢。从我的中学讲起吧

   每个礼拜一的清晨，镇上两里外的那个叫学校的地方就把我们收拢在一起，放在一间教室里，看似待价而沽的举动，其实是无奈之举。工厂里不敢收这么多童工，街道上这么多流氓时时都会打出人命来。所以只好给我们一张桌子。可是就算这样，不锈钢的桌腿也常常成为凶器。每一年开学的时候，识趣的人就会带把小刀。在抢到没断腿的桌子后，首先把把三合板的桌面两面都用刀刮一刮。一面是把写满爱某人爱到死以及社会大哥之间的语录挂掉，一面就是单纯地把鼻屎刮掉。就这样许多年过后，大家的课桌桌板就跟纸一样薄了。

   在那漫长而枯燥的纪几年里，我常常都幻想自己躺在原野的道路旁，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没有一点声响。等着掩埋还是烧掉。都是一种堪称凄婉的结局。那是农村向城市侵袭的岁月，隔壁的人家小孩哪怕铅笔削得比我尖点的，能分清拼音和英语字母的都已经送到了城里上学。换上了干净整洁的校服,喝上了课间操不断供的豆奶。而我们就在这里，像一只逐渐腐败的苹果，散发着糜烂的香甜。彷佛就要消失在尘埃中，被人遗忘。这是我最好的年华，也是最难忘的。很久之后我向陈盈盈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她总要睁大了眼睛对我说，哇，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在火车上和陈盈盈相遇的时候，她说，你丫的原来真是流氓。

   听完我突然摁住他的手说，啊哈，你可算是知道了。

   然后她旁边那个小白脸就坐不住了，对我比着拳头说，同学，请你放尊重点。

   陈盈盈吐了吐舌头，介绍说，这是我男朋友。

  于是我快活地抽出了手，那时我在想，我身上的牛仔外套快小半年没洗了，如果要打起来的话套在他的头上就能把他熏死。更不要说动拳头了。不过现在还是算了。现在的女生再也不会对那些不洗澡满身臭汗整天甩开膀子要找人练的男生感兴趣了。我看着陈盈盈，她白净的脸蛋很是红润很是诱人，依偎在身旁文质彬彬脸色冷峻的男生身上。像极了那些韩国棒子电视剧里的场景。作为对比的我，脸上胡子拉碴，还有许多痤疮留下的疤痕，浑身也油腻地让人没有好感，一看就是个倒三班的流水线小工。（其实我不是，我还是个二本学校的大学生）。就是用硝酸洗也洗不出半点斯文来。

   陈盈盈大大方方地说，他是我的前男友。

   我和白脸男同时一怔。不知道她说的是谁。但没有关系，这并不影响我在火车上继续讲地故事。

    我在镇上上学的时候。每天上学骑着一辆女士自行车。所以上坡的时候很费力，到学校后小腿都会抽筋。学校的保安是个大爷，也是个王八蛋，校外的小流氓分两根烟就把他收买了，放他进去泡我们学校的姑娘。而我每每迟到的时候，都被翻脸不认地摁在校门口，在保卫处门外站成一排。等着教务处主任来领人。这时候要是有女同学气定神闲地迟到，都不用编谎说家里有什么情况，他就会客客气气地把旁边的侧门开开了，有时顺便还帮她把车胎气打了。然后一拍车后座，满脸慈祥可亲地说，好啦，进去吧。那时我刚进学校，脸上没有半块横肉，眼神里流露出的也是胆小怕事，说话唯唯诺诺。等到三年级的时候，教导主任加保安都摁不住我，阴着脸就把侧门踹开了。

    大概八点钟的时候，教导主任会提着裤子从教师宿舍楼下来。因为他的肚子实在是大。腰带宛如摆设。看到我们这些老面孔，脸色就会无比亲切。像是见到了来送礼的家长一样。然后笑嘻嘻地说，来来来，把衣服都掀起来。然后我们排着队。他用食指和大拇指掐住我们肚子上的肉左拧三圈右拧三圈，像开保险箱一样。我们痛叫一声，然后撅臀等他往我们屁股上踹一脚。说，滚吧，我们拍拍屁股飞也似得跑回教室。这事就算完了。

     跑回教室后我就开始趴在桌子上睡觉。那年我十三岁。我的书本都是我的涎水，昭告了全世界我每个梦得香甜。除此外跟新的没两样。我也不知道我为何如此嗜睡，对我来说，这是个穷困潦倒的年纪，穷，困，潦倒，每一样都很真实。真实地写在我每个生活的扉页上。每一个阅读我的人首先都会看到，从我落魄的外表和干净的口袋里，读出点东西来。我无法抹去它的烙印，这样延续了许多许多年，像我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个女生一样，让人流连让人难忘。说到这里，陈盈盈忍不住笑了出来，她说，黄一佳，你还是喜欢满嘴跑火车。

   我淡定地告诉她，这是真的。

    我十二岁上中学那年，生活的周围都是地痞流氓恶霸之流地人物。在路上两辆保时捷蹭到，车上人会下来互相道歉留名片。两辆摩托车蹭到，什么都不用说就开始打电话叫人，等到人叫齐了，少的那一边就要主动低头分烟认错，并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要是两辆自行车蹭到，更是什么都不用说，跳下车抓住对方头发就开始厮打。等到打完起来拍拍衣服，看看自行车没啥事，又不声不响地骑回家了。我在路上就常常遇到这种事情，看得十分之过瘾。但又不敢当面拍手叫好，怕当事人恼羞成怒合伙来攻杀我，那这票价就十分之不划算。

   后来我读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上面说，个体只有随着群体一起沉沦，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看完这本书我很崇拜谭嗣同，但并不喜欢康有为。

   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腐朽到头啦。摆在我面前的无非是两个选择，选择去接受它，或者选择去不接受它。后者要靠自杀或做白日梦来实现。两者没有权衡的余地，只是一个比一个痛快而已。

   我在教室里睡觉，很多老师来上课。第一次点名，说，来来来，出去睡。第二次，来来来，出去。第三次就假装没看到了。许多人对某一种现状熟视无睹，说明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这位同学既然交了学费来学校睡觉，大家就有义务看住他。毕竟像他这种人，让他随便出去就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危害社会不打紧，打紧得是有损学校的名誉。那几年，我们学校的学生越招越少。生源都跑到了隔壁的中学。一个原因是，我们学校的围墙外住有很多农户，按他们的说法，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在上课时间排着队从围墙翻出去。然后叼着烟大摇大摆从他们门前走过。完全就是社会游民的姿态，身上没有一点学生的气息嘛。于是来了解情况的家长一听，总以为是班主任给他们发烟教他们爬墙出去上网，惊恐之余就把孩子送到更远的学校。然而这些大人忘了自己上学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并没有去上网。原因是我没有钱。原本每周的生活费对付吃饭绰绰有余，但多余的钱在周一的时候都被高年级的搜刮走了。他们每周一早上就站在教学楼门口，见到低头走路不敢看人的低年级同学就亲切地招呼过去，搂着你的肩膀，热情地了解下你的家庭情况，问一问每顿吃多少钱。同学之间有没有矛盾之类地问题，接着才让你把钱掏出来。他们也不全拿，你要是太主动他们有时还会瞪着眼看着你，说，我拿你当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但你要把钱收起来，他们别在腰间的甩棍就会不小心地掉到地上。身后两个马仔冲上去作生死状抱住大哥，说，大哥，别，这兄弟刚来不懂事。

   懂事的人，比如像我。总是把大钞塞在鞋底，口袋里放五块十块零钞。翘首以盼地等着来被收保护费。除了吃饭的钱外，学长们有时也会客气地留两瓶水费。最后说不定还派两根烟给你，让你有事找他。言下之意你在班上已经是陈浩南了。但往往你有一事就肯定完蛋，谁也找不到。看到这种情形。知道地是在收保护费，不知道地还以为表兄弟在一起聊家常。

   事实上，我跑到了学校附近地山上。这山很矮，但却是方圆十里最高的地方。半山腰上面有一所庙。香火旺不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里面有一个主持，主持长相十分典雅，不仅如此他换上雅戈尔出门开的是雅阁。我的同学小白是主持的儿子。他每周六早上都要做早课，做完早课然后跑下山和我一起去上网。他的网费总是我的数倍，而且都是十块二十的零钱，所以我很怀疑他老是从香火盒里拿钱出来。

  我在这座山上游游荡荡，什么事也没做。蹲在那棵树上抽一地烟屁股，慢慢地抬头看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判断欸，这个老师怕是要下课了。然后提着裤子翻墙回学校。时间一久，这山上的草草木木我都熟悉了，不仅如此，农户们看到我翻墙出来，把烟屁股踩在地里也丝毫不见外。但我要从他们地里刚垦过的花生苗上踩过，他们就会提着锄头破口大骂。骂到学校里的领导都听见。不要小看仅有一墙之隔，但这却是无比之难。那群人的定性无比之好，什么样的家长来闹事，什么样的脏话骂到耳朵里，都能先把对方客客气气地请进来，再沏一壶茶。接着关上办公室门脱掉西装，解开衬衫扣子再开始厮打。当然这是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