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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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出生在四十年代初，生长在海山环绕、贫困落后的小山村，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爷爷文化程度不高，却有着十分质朴正直的品质。太爷爷去世得早，太奶奶独自一人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在我爷爷七岁的时候，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十七岁的伯公（爷爷的哥哥）背着我爷爷一路狂奔到山上，藏进山洞，无数的子弹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或许是上天怜悯他们兄弟俩，在战乱中，他们存活了下来。
爷爷生长在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年的粮食产量真正属于自己的所剩无几。为了生存，太奶奶带着几个儿女，给地主家当佃户。佃户不比长工，长工是东家常年雇佣，年薪给多少钱或粮食，不管丰收还是天灾，地主会将工钱照付。而太奶奶作为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约定好秋天交多少粮食，地主不管丰收还是灾年。
那时候爷爷兄妹几个还小，太奶奶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日子苦的时候，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有时碰上大旱欠收，次年春天便开始向地主或挨家挨户借粮度日。
爷爷成年之后，除了跟着太奶奶耕地种田，自己还跟师傅学了凿石，掌握一门手艺之后，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伯公和姑婆主要以帮衬太奶奶种植、卖菜为生。之后，我伯公经村里人介绍，娶了一位外来的女人，到因为她忍受不了家里的贫困，婚后不到半年，便逃跑改嫁了。伯公是个老实人，也没去追究，后来也没再成家。
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村里的那些地主家的天地都被平分了，各家按政策和人口数量分。有了自己的田地后，爷爷一家的生活光景相对以前来说，不再那么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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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亦是出生于农民家庭的孩子，为生计所迫，她六岁便被爹妈送给同村的大户人家当童养媳。在新家生活的日子，她受尽养母的虐待和折磨。
每天清早三四点，奶奶就得独自出门，到处去捡猪粪或牛粪；五点多要赶回家，劈柴、洗全家的衣服，还要将一家人的早饭做好。由于是寄养的，奶奶一日三餐几乎没在饭桌上吃饭，都是等其他兄弟姐妹吃完再吃。有时候半夜，奶奶的养母会起来煮点粥，叫醒了她自己的几个孩子起来填饱肚子再睡，却唯独不叫我奶奶。有一次奶奶的养父说，要不叫上莲子（奶奶的乳名）一起吃，话音刚落，他便被奶奶的养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而后便不敢再提了。但每一次我奶奶都知道，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装睡，连哭都不敢太大声。即便如此，奶奶至始至终都感恩养父母的养育之情。
土地改革后，童养媳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奶奶原本许配的那个人，也即养母的大儿子嫌弃我奶奶长得太矮小，他不愿意认可这桩婚事，不顾家里人反对，一个人跑去南澳经商，不久自己带回来一个女人。后来两人便结婚了，那个女人成了我现在的老舅妈。
奶奶虽然矮小，却十分吃苦耐劳。在村里大队生产队工作中，任劳任怨。当时以记工来算工分，奶奶都能获得不少的分数，以便换取更多的粮食。后来，在劳作中，经人介绍，慢慢与我爷爷熟识。不久，按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习俗，也没有举办什么隆重的婚礼仪式，估计爷爷连聘礼都给不起。他们见过双方父母，加上父老乡亲的公证就算结成一家了。
爷爷和奶奶结婚后，家里增添了劳动力，但自从我父亲出生后，爷爷的压力又增加了。生产队一年下来三到五毛钱的工值，扣除粮食款项，还得往外找渠道谋生，一日三餐多是稀粥，连烤一个番薯都奢侈。
1978年，三中全会，原本生活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天有不测风云，姑婆成家后，体弱多病，老姑丈为了养家糊口，长年在香港谋生，一有收入便寄往家里。后来，正值中年的姑婆因病去世，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交由我爷爷奶奶抚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