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Beachheads: John M. Olin and the Bradley Brothers
1969年4月21号康奈尔大学发生了学生示威。参加示威的80来个黑人学生，比起学生来更像是持枪的土匪。当时的一张新闻照片捕捉了持枪学生的照片，还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为了避免武力冲突，校方无奈妥协，承诺加快成立一个黑人文化研究的独立学科，并赦免武装示威的学生。有的学生以前就参加过示威，在校图书馆里大闹天宫，说这些书和他们自己的黑人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凭什么要他们学。
腰缠万贯的工业大鳄John M. Olin是康奈尔的两代校友，图书馆甚至以他家族命名。比黑人示威学生更不能让他原谅的是校董James Perkins的行为，学校里之所以会有内城穷人区的黑人学生，都是他被左派自由主义蒙蔽双眼，降低录取标准的后果。示威事件似乎让Olin意识到学校才是危险左倾思想的温床。他一改过去向医院博物馆等机构捐款的传统，在1953年设立Olin基金会。此基金会以精英学校为目标，试图通过介入大学教育塑造年轻人的想法。2005年Olin基金会在Olin本人意愿下花光了钱寿终正寝，截止到此捐款接近2亿，在高校中大力推广右派自由主义，培养出新一代保守派学生和学者。
Olin爹在1892年成立了Olin公司，起初做开矿炸药，后来拓展到军火和弹药。Olin按照老爸的规划，1913年从康奈尔化学专业毕业，回到伊利诺伊加入家族企业。Olin自认为白手起家，常常抱怨政府低效，虽然家里公司明明靠一战二战期间的政府军火合同大赚了一笔。1954年公司上市，经历了合并，投资，更名之后，年业务量到达5亿，业务广泛，从药物到枪支都有涉及。
70年代初，环保局EPA刚成立不久，Olin生产全美国20%的敌敌畏，陷入各种环保争议和诉讼里。1972年，联邦政府禁止了敌敌畏的使用，Olin面临部分停产。公司在生产氯的过程中使用水银并非法排放，造成生态危害，遭到内政部起诉。在弗吉尼亚Saltville，Olin公司在当地造成严重工业污染，直接危害到居民的生活和生态坏境。1951年至1970年，Olin工厂据估计每天产生约100磅水银，大多都直接排放到了当地河流中。水银造成的危害逐渐显现，婴儿畸形及其他病例层出不穷。
此背景下，佛吉尼亚州立法加强环保，对企业实行更严格的监管。Olin抱怨制度过于严格，决定关掉位于Saltville的工厂，走之前并未妥善处理水银污染的问题。不过，媒体仿佛对企业充满同情。生活Life杂志和华尔街日报都发文，意指日趋严格的法律法规压垮了美国的企业。Saltville到今天仍然污染严重，是EPA最早指定的超大污染场(superfund)之一。
不过，Olin基金会负责人被问及此事，大都顾左右而言它，并不正面回答，只说这些争议和Olin本人并无直接关系。
政府监管让Olin更坚信政府的黑手马上要来摧毁企业了，遂成立基金会对抗这种趋势。最初，他和Scaife, Coors等人差不多，也把钱捐给Heritage, AEI, Hoover Institute等保守派智库。但也许是被康奈尔大学事件所影响，后逐渐把重心转向高校和学术圈。他坚信，就像哈耶克一篇题为"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的论文里说的那样，“要操控政治，必先操控知识分子”。
新兴的右派基金会从福特基金会等已颇有影响力的前辈身上借鉴经验。60年代末，福特基金会在McGeorge Bundy的带领下已然成为环保运动的旗手。Bundy曾是哈佛校长和肯尼迪，LBJ在职期间的国家安全顾问，提倡有主张的慈善"advocacy philanthropy"。福特基金会给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环保基金）和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Fund(保护自然资源基金）大量捐款，给公民诉讼以资金支持，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如何绕过民主选举程序，通过慈善事业实现社会变革。
1977年，Olin任命Willima Simon为基金会总裁。Simon和Olin有私交，政见高度一致。俩人区别在于Olin低调，Simon则十分享受聚光灯。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形容她爹一样，Simon"想当每个葬礼的逝者，每个婚礼的新娘“。Simon出生于富有家庭，自己曾用Fitzgerald（写伟大盖茨比的那个）小说中那些生活在灯红酒绿中的人物来比喻他的父母。他是华尔街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后来曾在尼克松和福特任期任财政部长。他对“笨蛋”容忍度很低，不过对他来说，左派自由主义，激进派，甚至温和的共和党人，都属于“笨蛋”。和Olin一样，他强烈反对政府管制，痛恨环保分子和一切其他自诩为公共利益而战的团体。
Simon觉得只有主义之战才能拯救美国，私人和企业基金会们必须停止对高校的不加筛选的资助，而应该有目的的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那些和他们思想一致的, 明白右派自由经济重要性的人身上，"must take pains to funnel desperately needed funds to scholars, social scientists and writers wh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ty." 而且，要给他们拨款拨款再拨款，让他们写书写书再写书 "they must be given grants, grants, and more grants, in exchange for books, books, and more books."
在Simon的领导下，Olin基金开始寻找从知识分子内部打入敌人的机会。最初他企图找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但是不多久就发现应该放长线钓大鱼，尤其是钓常春藤的大鱼。
Olin基金的行政董事Michael Joyce可能比Simon或Olin本人都更像是基金会的灵魂人物。大家评论他是个“知识分子里的激进主义分子，激进主义分子里的知识分子”。他自己评论自己的风格像个学步的婴孩或叛逆的青少年：打打打，休息一下，站起来，接着打。
在他和另一名基金会大员Piereson的合作之下，一种被称为“抢滩”的策略渐渐有了雏形。所谓抢滩，即去精英学校里建立保守派的阵地。这个策略的关键是要保持低调，不能让人怀疑学术纯洁性。与其指定款项去聘请满足条件的师资，把目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不如悄悄寻找和自己倾向一致的学术界人士，然后投钱让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发扬光大。
Piereson曾建议以历史人物来命名学术项目，从而暗示项目背后的真义，还举例说明，可以在斯坦福成立一个叫“麦迪逊美国理想”学院什么之类的。不过多年之后，2000年，Olin基金会真的在斯坦福投资50多万搞了一个麦迪逊项目。项目负责人Robert George的朋友在一篇文章里形容他是“隐藏在左派组织里的右派密探“。
Olin基金会并非第一次在组织的宗旨上保持低调，1958到1966年间就曾秘密为CIA服务过。在这八年间，CIA通过基金会洗钱接近200万，相当一部分款项被用在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出版上。之后不久基金会开始给电视节目主持人William F. Buckley Jr.出资。同在基金会“门下”的还有畅销书作者Allan Bloom, 写了一本抨击美国高校教育的书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以及Illiberal Education的作者Dinesh D'Souza, 书中主要观点是抨击“政治正确”，认为在对待妇女和少数族裔的问题上追求政治正确简直是政府管的太宽。基金会同时资助了很多保守派高校教授，譬如哈佛的Harvey Mansfield和Samuel Huntington，给前者的项目捐了300多万，后者800多万。
在基金会精心挑选培育下，种子选手茁壮成长。1990年到2001年之间，88人完成了在Huntington在哈佛设立的Olin学院的学习，其中56人后来执教于芝大，康奈尔，乔治城，达特茅斯，哈佛，麻省，宾大，耶鲁，还有其他的一些后来在政府任职。Olin学院于2005年寿终正寝，一共曾为哈佛的十一个学术项目出资，证明只要包装的好且有钱，在最精英的高校里搞“主义”抢滩头，也并不是不可能。除了资助Olin学院，基金还出资800万给超过一百名教授，其中一位是John Yoo, 后来在小布什总统任期成为主持批准暴力审讯的代表人物。
基金会缺少一般学术期刊的严格的同行评议过程，受资助的学术成果质量参差不齐。芝加哥大学的John Lott Jr.写了本书叫More Guns Less Crime （枪越多犯罪越少），后来常常成为支持持枪派常常引用的学术资料。另外一个Olin基金资助的学者Adam Winkler对他的研究做出质疑，指出Lott论文中引用的"全国性调查问卷”实际上只包括一个他自己做的问卷。当被要求提供原始数据时，Lott说电脑坏了数据丢了，甚至拿不出任何能够证明原始数据存在的证据。类似的学术作假事件还有其他例子。
不过，总的来说，Olin基金会还是取得了极大胜利，成功的把保守主义推向主流。他们的成功甚至招来了左派学术人士的眼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Steve Wasserman说，“那些右派明白书籍的重要性”。Wasserman曾尝试向左派富翁们游说，想赢得资助，不过没有成功。他回忆说“我尝试告诉他们出资赞助书籍的紧迫性，可书籍并不性感，他们并不觉得这有多重要。民主党只关心明星效应和选举政治”。
Olin基金会的最重要的滩头在美国的法学院里。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劳工，环境，平权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出现，保守派也急于给自己争取一些法律上的空间，于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它最初不太受重视。不过基金会砸了近7000万后，这种状况得到改善。1985年到1989年间，Olin基金会资助了全美法学院中83%的法律经济学科方面的经费，在哈佛花了超过1000万，耶鲁和芝大超过700万，哥伦比亚，康奈尔，乔治城各超过200万。
法律经济学遵循Piereson的设计蓝图，并不提及意识形态，而着重研究法律，包括管制性法律，对经济的影响。Piereson日后在访谈中坦承，这场“运动”妙就妙在它的政治意味被隐藏的很好，连美国最顶尖的法学院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从而将它的政治后果全盘接受。2005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他说"我把这看成是进入法学院的一个机会，我应该承认，经济分析往往就是会导出保守主义（小政府）的结论”。后来在另一次和政治学家Steven Teles的访谈中，他又说，他其实更想推行的是将保守宪法学作为一个科目，不过这明显太直接，不会被法学院接受。不过，如果说想推行法律和经济，胜算就比较大。“这个词语看起来是中性的，但却将人们引向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方向。”
Olin基金会采取迂回战术渗入法学院。最初，基金会资助了右派自由主义学者Henry Mannes。Mannes属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员（译者乱入：50年代开始以芝大经济系师生为主力的一个学派，相信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是法律经济学早期的领军人物。不过，基金会不甚满意的地方是，Mannes执教的学校不够牛逼。1985年，喜从天降，哈佛法学院内部出现分裂，左派教授鼓动学生从内部打入和分化企业，右派教授和校友愤慨万分，媒体纷纷报道这场闹剧。愤慨的右派校友里刚好有一位Olin基金会的受托人，马上联系了法学院一位右派教授Phil Areeda，以基金会的名义慷慨提供帮助，教授欣然接受。接下来，Olin法律与经济中心在哈佛法学院开张，基金会累计捐赠1800万，为基金会史上最高。据传，哈佛当时的校长Derek Bok，眼看着飞来一张大支票，顺带还可以安抚受惊的教职人员，甚为欣慰。
哈佛以后，其他学校纷至沓来。到1990年，近80所法学院把法律经济学纳入教学范围。受Olin雨露滋养的法学生们也逐渐踏入法律界，从1985年开始，每年都约有一位能进入最高法院见习。1986年，哥大法学院的教授Bruce Ackerman，声称法律经济学是哈佛法学院诞生以来法学教育界最重要的存在。政治学家Steven Teles在2008的书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中说，法律经济学是“过去30年中最为成功的知识运动，迅速把这门学科从边缘推向主流（”from insurgency to hegemony", 意译了一下）。
法律经济学茁壮成长，左派人士隐约开始担心。一个左派非营利性机构The Alliance for Justice, 93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披露Olin基金付给学生们多至几千的金额，资助（鼓励）他们选本学科的课（例如乔治城和哥大）。只有加大洛杉矶分校拒绝了Olin基金会的支票，说基金会这样做无异于利用学生们的经济需要给他们灌输“主义”。
比给学生钱还更有争议的做法是为法官们出资举办法律经济学研讨会。Henry Manne (就是刚才被Olin嫌不够牛的那位）此时已是George Mason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开创了开办研讨会的先例。研讨会时长两周，费用由基金会全包，地点豪华（譬如海边度假酒店，Ocean Reef Club, Key Largo, Florida)，迅速成为法官们免费度假的好去处。通常，法官们花几个小时学习探讨环保法劳工法的坏处，然后高尔夫，游泳，进晚餐，不亦乐乎。几年之内，660个法官都去过了Olin办的研讨会，有的还去了不止一次（其中包括Douglas Ginsburg, 里根任期中的最高大法官提名，不过后来因为大麻事件退出了）。
企业不甘落人后，纷纷打开钱包，争着要替法官们买单。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一个无党派机构的调查显示，2008到2012年间，约185位联邦法官参加了由保守势力赞助的研讨会，其中不乏正在诉讼过程中的企业。主要资助者包括Koch基金， Searle Freedom Trust, ExxonMobil埃克森美孚, Shell Oil壳牌石油，Pfizer辉瑞制药，保险公司State Farm。
Olin基金还给保守派学生组织Federalist Society提供了启动资金。这个组织1982年成立，获得Olin基金550万赞助，同时还获得其他保守派基金赞助。现在，Federalist Society已成长为有四万多成员，在150个法学院有分部的成熟组织。成员包括最高法院所有保守派法官，前副总统Dick Cheney迪克切尼，前司法部长Edwin Meese和John Ashcroft，和许多联邦法官。行政董事Eugene Meyer说，没有Olin, 也许Federalist Society不会存在。（译者乱入：这个组织的标识是一个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侧身人头像哦。）
Olin于1982年去世，享年89。死后，基金会持续走势强劲，直到2005才关门休业。Olin本人觉得福特基金会最终落入左派歹人手中，为避免悲剧重演，要求自己的基金会在受托人去世以前把钱用完，完成使命。
Olin基金会还有一项重要投资，即为彼时一个默默无闻甚至一度想写小说增加收入的小学者Charles Murray提供两万五千美金的赞助。Heritage Foundation慧眼识珠聘用了他，助他一臂之力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直接导致Olin基金又给他一笔钱，赞助他著大作Losing Ground。此书以悲叹的语气描述政府福利如何导致穷人的依赖性增加，毁誉皆有，很多年后，在90年代中期成为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改革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
Olin基金会其他赞助项目还包括大学校园内的保守派报纸，这里细节略过。
Olin基金完成使命寿终正寝的同时，Michael Joyce找到了另一家基金会让他大展身手。1985年，密尔沃基的一场公司合并，把本地一家昏昏欲睡的基金会变成了大金主。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资金从一千四百万一跃变成两亿九千万，已然成为全国前二十大的基金会中一员。Bradley基金找到Joyce, 说“我们也想变成Olin"，于是Joyce搬到密尔沃基，开始工作。
十五年内，Bradley基金捐赠两亿八千万，有人估计其中三分之二被用在保守派知识界上，包括600个博士或博后奖学金，保守媒体，智库，反共产主义活动家，以及基金会自己的出版社Encounter Books。成立的十年之内，基金会即向哈佛和耶鲁各捐赠550万。
在Joyce主持下，许多以前受益于Olin的学者，后来受益于Bradley。这些学者是出色的意识形态斗士，但学术成就往往不高。写Losing Ground的Murray在1984年再著大作, The Bell Curve, 贝尔曲线，提出黑人先天智商比白人低，学界哗然。当时雇佣Murray的曼哈顿学院想从争议中脱身，开除了Murray，不过Joyce仍持续资助他。Joyce于2001年从Bradley基金退位，卷入酗酒戒酒的螺旋中，略过。虽然晚景略惨，Joyce仍然被右派人士广泛称赞，觉得他是运动中的伟大人物。
鲜为人知的是，Bradley基金极力推广保守主义，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可企业背后不乏政府资金。在85年那场让Bradley资产翻了20翻的公司合并中，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Rockwell International以16亿5千万的价格买下了密尔沃基的电子器件制造商Allen-Bradley Company。此时Rockwell三分之二的营业额和一半的利润都来自于政府合同。洛杉矶时报评价Rockwell是“军工业发狂的象征”。政府合同充斥着浪费，Rockwell依靠政府的慷慨，财政报表开花，手握大把现金无处投资，于是才买下了密尔沃基的Allen-Bradley。
Allen-Bradley也靠政府合同发家，一战二战期间有七成至八成的业务都来自于政府。Bradley兄弟中哥哥死的早，弟弟Harry Bradley是JBS信徒，热情参与各类右派活动。Bradley反对政府干预，却并不反对价格操控。1961年Harry Bradley的接班人Fred Loock被起诉参与29家电子制造商的价格操控。随着管制性法律的增加，Bradley公司和政府交锋多次。1966年，一群女员工以不平等工资起诉，胜诉。1968年，公司又卷入招聘过程中出现种族歧视的争端中。
Bradley基金会成立之初的目的，一是帮助本地员工及居民，二是反对虐待动物。Joyce于85年接手后，重新书写了基金会的任务，推行三件事，小政府，市场经济，以及国防。
和中部许多其他曾经的工业城市一样，密尔沃基后来也经历了大量工作向国外转移的潮流，雇主纷纷迁厂，其中也包括Rockwell。工作流失的密尔沃基成为“分裂最严重的国家里的分裂最严重的州里的分裂最严重的城市”。剩下的白人逐渐移往郊区，市中心四成都是黑人。
和Rockwell相反，Bradley基金会成绩颇为亮眼。2012年资产达到六亿三千万，当年一年就捐赠了三千两百万。捐款被用在福利改革，教育改革，以及35所高校的“抢滩”活动上。基金会每年一度在特区举办的颁奖典礼成为保守人士的盛事，每年颁出多至四个各25万的奖项，奖励当年为保守运动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名流纷纷出席。
下一章Koch兄弟又回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