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西北——陕甘交界处,我出生的村子叫大户村,为什么叫这个名,我至今未懂,从位置来看,我也不懂她为什么会规划给甘肃,因为从这儿到镇上需要走一个V字型的大沟,而走陕西一个小镇骑车就能去。可能当年规划也有它的道理吧!
90年代之前,这里的人们绝大多数都住窑洞,现在也有人住。这种在大西北农村随处可见的居民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山坡的顶层垂直取土而下,在规划好窑洞的位置就开挖窑口,一直往进,外大里小,呈拱状,窑洞的墙壁用泥抹平待风干就算完成了多半。避免日后发生意外,人们在窑洞最中间加上竖柱或者横梁确保安全牢固,最后用土砖把窑口砌起来,装上门和窗在留上天窗,一口窑洞就这样大功告成!大户人家一般都有七八口窑洞,窑洞的大小取决于主人用来干什么,一半较深的大约快十米左右,用来人居住,较浅的用来喂养牲畜,这种窑洞冬暖夏凉一点不差于现在的居民楼。我想这种居住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起一直保留到今天。如今大多数人早已搬家,留下来的都是些是风烛残年。闲置的窑洞风吹日晒,没有了昔日模样,有的早已坍塌。
爷爷的那带人是靠大山养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式的小农经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质的满足足以使他们自力更生,不需要与外界多大的联系,大多数的闲农时间,导致他们每天除了串门就是在墙角晒太阳,叼着烟嘴的老头靠在那里,夕阳的余晖散在他那长满皱纹而又黝黑的脸上,望着远处绿油油的庄稼地,一笑露出嘴里仅存的几颗大黄牙,吐出的青烟缓缓上升,他们内心既欣慰有失落,像夕阳余晖似的,既短暂有美丽。
那时候家里最大的家电就是电视机,能看见人的没几个台,简单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没有过多的追求,他们造就了黄土地,黄土地又馈赠给他们,就这样,一年有一年,一代有一代。在爸爸这一代,大人们都到外面打工了,家里的地能送人都送人了,只留下几亩较好的耕种。
小时候我们去镇上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没车,有车你也买不起,大家只好走着去,几年前,村里有了班车,每天一趟,那条原始的小路已经长满青草,再也看不到过往的足迹。所以我现在很能走,没事徒步半程绝对不是问题。记得小时候跟大人去逛庙会是最快乐的事,那时候不管有多远都非得要去,父亲是一个对钱很细的人,因为它来之不易,所以对它倍加小心。小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多于的零花钱。要知道那时候的一块两块对我来说是多么高兴的事,我能高兴一整天,一包辣条,一个玻璃球,一个沙包,能让我们玩上一天。大家都一样,穿的基本都一副模样,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虚荣心和面子掺杂在里面,快乐就是这么简单,那时候,快乐是不需要钱的。
我上学的事情就非常糟糕。6岁带过去老师还觉得小,不要,我想可能太瘦弱了吧,说了半天才勉强收下。那时候报名是没有书的,父亲从高年纪同学哪里借来的,铅笔盒是用堂哥留下来的,书包是外婆自己做的,红色的特别简单,三四本书就能够装满,我非常喜欢它。我清楚的记得那个场景,早上父亲带我去报道,现在看来那那是什么学校啊,简直就是一个民宅,那时候我对学校没有概念,也完全不懂长什么样子。总共只有五间房,一间是老师办公室,一间是放杂物的,剩下三间是我们的教室,老师只有一个,大概30来个学生,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没有自我介绍这个环节,就这样老师帮我安排了座位,我们的课桌是长条桌子和长条板凳,桌子没有桌框,四周是开的,底下有一张板子,可以放书。我的初初初级教育来这样开始了。后来才知道我们那个教室做了两个年纪,一年级在左边,二年级在右边,老师上课都是先上完一年级在上二年级。
98年我们从窑洞搬进了父亲参与建造的一座五间大瓦房,我家是离学校最近的,至少多睡20分钟,每天踩着点去学校,中午有个电视剧叫《西游记》,这也是伴着我童年走过来的。这样的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家门口的那个学校扯了,我们这支队伍有出发了,离家五里地的那个学校看起来更大气,人也多了,课程也多了,大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了,不单单只是语文和算数这么单调了。也就在那年,我们遇上非典,庆幸我们那里并没有人感染。我只知道是一种流感,直到后来在柴静的文章中,才知道那年是多么的可怕,很多人为此牺牲了,干燥的空气中夹杂着死神的喘息声,人们开始慌张,心里总想说点什么,但有不能说。也就在那年,镇上的一个姑娘考取人大,她是全县高考状元,那姑娘我们也没见过,只是老师组织我们一起看了她的报道,当是感触颇多。发奋也要考个好大学,这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事。只是这种事在多年后的某一天得到验证后只能当是一次春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