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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的苏轼，是极畅快的。
十岁作文，作的是《黠鼠赋》这种出奇的文章；
十八岁娶妻，娶的是“如蛾双眉长带绿”的王弗姑娘；
二十岁金榜题名，题的几乎是头名，连主考官欧阳修都为之叹息：“此人一出，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甚至仁宗皇帝都说这是稀世奇才，将来的太平宰相。
才富妻美，前程如锦，天下名扬，很多人穷其一生的求而不得，他都得到了，而且得到的极早极阔。
然而下一个十年，就不妙了。
宦途未始而母亲亡故，二十九岁时妻子病逝，翌年四月老父撒手人寰，这些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己远去，人生刚刚画出一个圆，就被抹成碎片。
接下的十年，更丧。
开始卷入政坛漩涡，朋党之争的阴影投射过来，无比芜杂的心绪化成赤子之心的诗作，反成为政敌攻击自己的有力武器，这对率性天真以诗为寄的苏轼来说，无疑很丧。
四十岁以后呢？
干脆进牢狱了。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当他坐在阴暗潮湿的狱角，听着隔壁通宵的鞭笞，四周高墙的暗影封在身上，回忆前半生的参差多态，不知会做何感想？
人生的突围，中年才开始。
不得不始。
2 生命态度的突围：生命信念的坚守和生命本身的放下
作家王小波在小说《黄金时代》里说过一段话：“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人到中年，是不是和挨了锤的牛很像？
看上去很强壮，却没有睥睨一切的勇气；明明很努力，可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超脱或放弃，但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那个实力。生活的重锤将意气少年如花红颜锤的气喘吁吁举步维艰，聪捷敏行如苏东坡，尚且不免，况我辈欤？
甚至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锤的更惨。
今天的中年危机，最多是家庭不和，职场受制，成长遇到瓶颈期，身心走向迟缓麻木，在浑浑沌沌的日子里难以加速或安静，但苏东坡的中年危机却是死亡，和死亡也无法洗清的羞辱。
据同时代的诗人孔平仲记载，苏轼被捕以后，在押往京城的途中，曾想过跳水自杀。被下到御史台狱之后，又时时有被处死的危险。围攻他的群小四处活动，在试图消灭苏轼肉体的同时，也要将他美丽的诗词一并搞臭，这对洁白高贵的文人来说，无疑是一道最令人绝望的包围圈。
死亡是不可突围的，能突围出去的，是对生命的态度。
对生命信念曲意还是坚守？对生命本身执着还是放下？
苏东坡选择了后者。
早在他幼年读书时，有一次读到《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因党锢之祸被追索迫害，但他不逃避不苟合，宁可付出生命代价也坚持信念绝不动摇，这实在令幼年的苏轼感动，他问母亲说：“他日儿做范滂，母亲能否做范滂的母亲？”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深深烙进苏轼的生命中，因而他在朝中切实直言，不盲从于当权一派，所以无论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都视他作敌人，无论谁当权，他都被贬逐也就不奇怪了。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侥幸出狱的苏轼被贬黄州；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已被调任京师的苏轼因与旧党发生分歧被出知杭州；元祐六年（公元1092年），被召回京师的苏轼又因旧党诬告被调往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新党得势，苏轼被贬惠州；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再贬儋州。
但即便如此，苏轼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每到一地，他依然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黄州的时候，他向地方太守写信，阻止当地杀婴恶俗，并组织成立救儿会；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建苏堤，设立病坊，治疗传染性疾病；在惠州，他看到当地人渡江渡海的困难，即设法修筑桥梁……外在的荣辱根本无损生命信念的执行，甚至死亡本身也不能，因为这种信念已经超越了生命的长度，成为天容海色本澄清的内在圆满。
也正因这种内在信念的坚定圆满，对生命本身的放下，才无比超脱放达：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念奴娇.赤壁怀古》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千古风流人物又如何？不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了么？无尽汹涌江潮又怎样？不也是随风而去无情归了么？古今历史、宇宙万物都是如此，我又何必太过执着自己有限的生命呢？
对生命本身的放下，使苏东坡对外在的进退得失心平气和，转身投入更开阔博大的高山远水庄禅佛老，甚至对身体的疾病，都有了调侃意味：
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
——《独觉》
老眼昏花了，外面的一切像云霞般模糊不清，可我的心有无数桃李花开，曲曲眼疾又有何妨呢？
3 生活志趣的突围：从诗志到词情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除夕，在监中度过一百三十天的苏轼被释出狱，当他走出狱门的那一刻，微冷的春风吹在脸上，带着远处的木叶清香，哒哒的马蹄声踏过清晨的街道，女孩子的笑声由近及远，枝头的喜鹊吱吱喳喳，一切宛若平日般快乐。
诗人又忍不住了，当天又写了两首诗，他在诗中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又说“百日归期恰及春，馀年乐事最关心。”
他当然做不到放弃作诗写文的冲动，即使那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祸患，但他写作的形式和内容，的的确确产生了变化，即形式上由诗变词，内容上从志转情，整体上由诗志向词情过渡。
在苏轼早年，他写的大多是策论文章，清议诗作，比如他写的《上神宗万言书》、《制策集》中的许多策论以及在地方任职时与政治有关的讥刺诗、抗暴诗等，此时他的心志精力主要用到进取的用世上来，直到他中年时政治上屡受挫伤，乃至入狱流放后，对事功的强烈向往退避为对日常生活的兴致，正所谓“馀年乐事最关心”，也正是这些“乐事”使他从严肃的煌煌政论中突围出来，在更具体也更普遍的日常中沉浸下来，并从中找到更稳定也更丰富的乐趣。
首先就是安睡之甜。黄州的雨天很多，不必忙于公务的苏东坡可以睡到很迟才起床，他所住的临皋亭，以及后来的南堂，支开窗户即可看到大江，往往一觉醒来，风涛烟雨之声声声入耳，于床榻之上可望烟波浩淼水空苍茫，一叶白帆羽毛般滑过轻盈的梦，恍然间不知身在何处，此身为何：
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南堂》
只有身心精神完全松弛下来，睡眠才会如此香甜，执着于输赢博弈的人，当然体会不到春日午后饱睡醒来的闲适和寂静：
鸣鸠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
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春日》
其次是美食之欢。苏东坡喜欢美食，也善做美食，人的肚子被美食填饱后，就会忘掉很多烦恼，苏东坡也不例外。
他在黄州时，痴迷于猪肉的烹调，并总结出一套简便易行的方式，即：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如此，出锅的肉块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肥厚相间而滋味甚美，泼上酱油，杂以青葱，放入盘中，果然是一道色香味十足的佳肴，事实上，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
他在惠州时，临时发明的烤羊脊，大约就是最早的羊蝎子吃法：先将羊脊骨煮透，热酒淋过，点盐少许，用火烘烤，待骨肉微焦，洒上辣椒，便可食用，且有海鲜美味，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调侃说，你多年饱食羊肉，可未及骨，怎能知道这种美味呢？
喜欢美食的人，一定不讨厌酒，对于男人，那自然是钟爱了。苏东坡对美酒的钟爱，到了亲手酿造的程度，他在定州时试做橘子酒和松酒，在黄州酿过蜜酒，在惠州造过桂酒，当然，酿酒是个专业性很高的技术活，稍不留意，谬以千里，苏东坡似乎没掌握到此中精髓，他的两个儿子就曾大笑道：“先父所酿桂酒，尝来如同药酒。”
更别说杭州的新茶，岭南的荔枝，雨后山间的野菜，在享受腹欲的同时，也尝到了天涯外的归感和人生中的至味：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浣溪纱》
再次是劳作之乐。他和真正的农夫一样，站在春天里的田间，微风拂过初舒的稻尖，露珠在绿苗的摇曳中滚落，五谷的香味一点点绽开，吸入肺腑，结成筋骨的饱满。
他所耕耘的土地，位于黄州城东一处山坡，东坡居士之名即来于此，种植稻谷的同时，苏东坡在附近建筑了雪堂，开辟了果园和菜圃，周围种满了茶树，完完全全通过自己之手营造了一个舒适阔气的家，至于他自己，早已是“日炙风吹面如墨”，和村中老农无异了。
最后是即兴之趣。最幸福的人，未必是完成大目标大功业的英雄人物，而是随时随地能找到生活趣味的人。
中年以后的苏东坡，就是这种人。
黄州地处长江北岸，潮湿多雨，穷苦贫瘠；惠州儋州远在南域，在当时更是瘴雾弥漫，荒凉艰险。苏东坡拖家带口，跋涉至此，生活其实是很艰难的，可你看他当时的状态，根本没有与艰难相对抗的狼狈和抱怨，恰恰相反，趣味无处不在：
夜不能寐时，索性起身夜游，寻友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夜半归来，敲门都不应时，也不必发脾气：“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时，东坡独不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
能随时随地乃至在逆遇险境中找到生活趣味的人，其生命力量必然是强大的，强大到举重若轻的地步，因而此时任何的重压任何的重围也成为一叠叠一串串弃暗投明的诗酒年华。
4 自我认知的突围：从精英到常人
最难做到的，是做个平常人。
特别是对苏轼这种传统读书人来说，做个平常人更难。
这也难怪，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成为国之栋梁；成年以后的朋友圈，都是上层知识分子；放眼望去，几乎都是精英。突然要推开这一切，做个寂寂无名的平常人，谁受得了？
即使身份平常了，心也定不下来，所以很多贬逐的官员，失意的文人，牢骚满腹坐立不安，就是难忍这种常人的平凡。
苏轼更庆幸一点，他遇到一个善良的狱卒，也是个平常人。
他的名字叫梁成，牢狱中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卒，走在大街上，不会惹人注目，更不会进入苏轼的视野。
如果没有入狱，苏轼大概从来不会接触到这类人物，也体会不到平常人的价值所在，自身的骄傲感大约也不会融化。
梁成对苏轼非常好，经常偷偷带一点菜给他吃，冬天给他烧热水洗脚，还帮他带信给弟弟苏辙，在这个最普通的平常人身上，苏轼看到了人性的温暖和可贵，是不分身份地位的。
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同样可以焕发光辉，也可以过的很踏实，很开阔；而一个久处高位忽略平常的所谓精英人士，反显的促狭、猥琐、紧张和不大气。
太把自己当回事，往往成不了什么事，只有把自己放下，放到平常人中间，不在意自己，才能达到最好的生命状态：心平气和，宠辱不惊，自在饱满，从容淡然。
正如苏东坡给友人的信中所说：“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真是可爱极了，在人人都窃喜为别人所识的得意中，苏东坡却若无其事地走向了反面，也走向了人之为人的大自在：“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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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定、空灵、豁达、有趣、亲切、平常的苏东坡诞生了，而这，正是经历了少时的激烈、青年的碰撞和中年的突围，中年以后，才出现的。
人生的突围，中年才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