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读书，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情了。当时自己如何紧锣密鼓地备战中考，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也许是早上在教室前边的小土堆读书？如今想起来也只记得最爱在周末三五成群地约着同学去语文老师家，那是为数不多被我严厉保守的爸妈首肯的活动。
其实我在初一已经听闻李贵勤老师的赫赫威名。她是教导主任，每回早读，都能看到她在窗户外巡视。后桌看到她面无表情的脸，用书本捣一捣我的背，小声对我说，她就是三一班的班主任，我姐在她的班里，听说可厉害啦！从此，她在我的心里就被划分到灭绝师太的行列。此后直到二年级，我都经常在楼道里看到她巡查的身影，于是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初三的时候我被分到她的班里，她教语文，班主任是教物理的杨老师。我记得她说话的声音是女性特有的温和声，既不像灭绝师太耳提面命般严厉，也不是小城镇里特有的嘈然响亮的嗓门，仿佛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上课的时候，我最爱盯着她看，因为她在我十几岁的记忆里算是最有气质的人了。每次上课或者私下里见到她，她总是整洁体面的。记得中考到唐河的那两天，她用一个银灰镶酒红的树叶状镂空发卡别着头发，长发及腰，乌黑柔顺，流动的光泽使它看起来像一块绸缎。身量高挑的她根本不需要穿高跟鞋，单看背影决计无法猜出来她的孩子已经读了大学。
她是个宽容的人。有一件事，可能她已经忘记了。有一回上课，她穿了一件黑色V领雪纺长裙，头发在后边松松地扎起来。这个装束在09年还是挺时髦的，作为一个假小子，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在下面起哄。大家在起哄声中开始讨论这件衣服如何性感。（年轻人总是太嚣张。）最后她一怒之下罚我站在教室外面。我就站在门前刚修好的花坛上，仰望天空，开始想象江南的杏花烟雨。其实我并没有悔过，青春期的自己喜欢做一切挑战规则的事情来刷存在感，标榜自我。突然，天空就下起了雨，我看到和我一起起哄的女孩儿，撑着一把浅绿色的伞，径直走到我面前，对我说，老师说外面下雨了，让我和你一起来罚站。我现在想不出她是怎么说出让邓娇拿一把伞出来的话，别扭得像一个小女孩儿。在那时候的中学里，退学率还是挺高的，许多同学因为和老师发生矛盾而叫家长，或退学。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穿这件衣服。如今工作了，每天都会认真穿衣打扮，我感觉这是在女性性别下，表达对生活热爱，自我认可的一种方式。如果再回到从前，我不会再那样做。
我不知道是怎么和她熟起来的，也许是因为从初一开始就在学校里声名远播（我的脸都红了）。周末的时候，就和几个同学去她家，蹭吃蹭喝。我们就围坐在厨房旁的客厅里，瘫坐在沙发里，嗑着瓜子和她聊天。她会洗了新鲜的水果放桌子上，或者削好了苹果分给我们吃。有时她会问我们一些上课的感受，我们也会跟她讲一些困惑。那些不能说给父母听的事情，就讲给她听。刚开始去的时候还很局促，椅子都不敢全部坐满。后来就皮得跟亲戚家的孩子似的。那年大年初一，我们几个玩的好的同学在山上遇到了，顺道去山门口的老师家拜年。她中午留我们吃饭，我立马开腔答应了，并且欢欣鼓舞。我一贯是个脸皮厚的，由此可见一斑。还是在那个客厅里，我们跟她正在读大二的儿子聊天，老师在厨房炒菜。我去厨房观望她，看她把芹菜切成滚刀块，丢进锅里。她小声跟我说，你去悄悄问一下，他有没有交女朋友，我就在这里听一听。过了一会儿，趁着师爹不在，我便挤眉弄眼地问他，你有女朋友吗？最终他也没有回答，而我为没有成功地完成任务而遗憾。现在想想，不知她是怎样有耐心给我们削苹果，为我们做饭，花一整个一整个的下午听一群小屁孩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着不知所云的话的。
上了高中以后，周末回家有时会去找她，毕竟住得挺近。有一次去找她，她正在楼上看电脑，准备学怎么做瑜伽。她下楼之后，我们坐在前厅里说起近况。她说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没法早起，便不再教语文，改教地理了。她跟我讲有的孩子如何的聪明，有的孩子如何的不听话，有的孩子如何的视纪律如无物做些出格的事情，有的孩子父母不在家如何的可怜，而她想好好地教他们，却又如何地无奈。想必在我们那一届，她也这样忧虑过。接着她又问我要不要吃她新买的坚果，给我剥小桔子。在人生的前十几年，我从未如此平静地和一个大人在一起这样吃东西聊天，就像朋友一样。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上天的优待，有一个母亲以外的人，如此温柔可亲地对待我。
直到如今工作了，我有时也会想起她，叫我机灵的小妮子。我不记得自己中考考多少分，却记得她过年拿给我和邓娇的酥糖的味道。我知道，有的人的人生里，并没有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对于教师这种崇高的职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热爱学生的心。假如没有这样的心，那么教书育人，也就成了空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事实证明，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细节真的会模糊，而那些带着真情与温暖的人和事，会留在回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