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的我，算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跳着“忠字舞”，吃着面糊糊，穿着补丁裤，贴着大字报，写着批判稿，挥着“支农锄”，手拿"捡粪的小镰刀"长大的一代。在经历过大半个人生磨砺，走过世间的坎坷崎岖之后，才发现，情感的潮汐，并没有冲走儿时的记忆，那段岁月啊，就像一首神韵天成的歌，在我怀想的心空时时吟唱……

儿时的我，整天跟着哥哥混在一群男孩子堆里，学着男孩子的样子，玩着男孩子的游戏。弹溜溜，打啪叽，玩石子。还时不时的跑到建筑工地的松木架杆上翻“单杠”，硬生生的在上下翻飞中，把那粘着松油，干皮层叠的松木杆磨得光滑滑，亮晶晶……俨然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不会梳辫子，干脆就剪个“毛缨子”;个子太矮，就把扁担钩两头绕一圈挑少半桶水，踉踉跄跄，也不肯向哥哥示弱……

儿时的天空就是一张五彩的纸，我们只要用手中的画笔轻轻地涂抹，就是一片斑斓的天地!那天地间的笑声是清纯的，歌声是甜美的，绽放的光彩是永不会褪色的。

在我看来，雪世界是孩子的天堂。在“天堂”里的人，谁在意天冷不冷，雪湿不湿，日头落不落，父母急不急。只要跟小伙伴们上了江坝，高高的江堤可就成了天然的溜冰场。一串串的“小火车”风驰电掣般向下俯冲，一声声的尖叫便成了这洁白世界里滚动的鸣笛。“翻车”了?不怕，重新组装;肚里灌进风，嘴里跌进雪，棉裤湿到腰，谁会在意?开始时有人屁股下还有块塑料布，扯着向下滑，可没多久就干脆直接或坐或躺，甚至跪着向下滑，那才叫自在呢!

江坝上的风格外的凉，几乎是每个小伙伴的鼻孔下都挂着两道“悬泉”，在红红的脸蛋映衬下，白亮亮的。可这些都不算什么，最尴尬的事情还是有些人棉裤的膝盖、屁股处常常钻出一些棉花。呵呵!“小火车”猛了，回家又该“上刑”了。

当年的那个假小子，在外面也有跑累的时候，可回到家里也不闲着——唱样板戏，跳忠字舞，因为每一年回乡下姥姥家时，那些淳朴的乡亲们都要让我唱几段。一来二去，就在姥姥家的小山村里有了点小名气，每次去那里都会出现那样的场景——几个老者，坐在炕上，有的叼着旱烟袋，有的用骨头制成的拨楞锤纺麻绳;一群小伙伴围在地中央。我呢，一会舞一曲“北京的金山上”;一会再唱一首“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偶尔也给来几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家里的“家用电器”除了手电筒，就是收音机。对于收音机，我可是有着一种格外的喜欢。常常是手上玩着柳条棍或者小石子，嘴里模仿着夏青、葛兰的“新闻联播”，仿来仿去，还仿出了一点小名堂来——上学时替语文老师范读课文;诗歌朗诵比赛场场挂帅。当老师后一直是学校运动会的播音员;还在全县首届全民运动会上播过音，亮过相呢……这样一看，我更加信服那句话：“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尽管我的“玩具”原始而粗糙，可却在我自由轻松的时空里，留下了最快乐最幸福的痕迹。

长到7岁时，看到邻居小伙伴背着书包去学校，我硬是拽着妈妈的衣襟，说什么也要去学校报名。可到了学校，老师说生日小，不够上学条件。我一听急了：“我不小了，我什么都会!我会数数，还会唱样板戏……我这大声一嚷嚷，一位背对着我，梳着长辫子的老师回过头来问了我几个问题后，就让负责报名的老师收下了我。理由就是我还机灵，学习一定会好。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姓付，哥哥的班主任。至今我的脑海里还会清晰地出现她从椅背旁转过来的身影和那两条长长的辫子。

入小学不久，我就成了班级的文艺委员，后来又成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成员，常常被抹上红脸蛋，到兄弟学校交流演出。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我，个子很小，老师总是让我站在凳子上，往我脸上抹腮红。我呢，在美滋滋的享受完老师的精描细画之后，急不可耐的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竟把自己吓着了：呀!这是我吗?是那个被妈妈称为丑丫头，常常被哥哥取笑的我吗?兴奋、惊喜、难以置信……每一根神经都被这张白皙又泛着红光的脸牵动了——这是一张被喜悦填满的脸;是完完全全写着清纯，绽放着芬芳，没有忧愁，没有沧桑，没有无奈，没有愤恨的脸;那是再也无法重现的最美的脸!

当自己的脸已变成了岁月这把刻刀的杰作时，回望那段走过的路，想想现在的自己，也许就是那时候的磨砺，造就了我倔强坚强，不怕困难，敢于吃苦，乐观豪放的性情吧。也许是那时的“且文且武”的成长岁月，让我有时是豪情万丈的女汉子，有时又是温情似水的柔女子。也许这又是那段岁月的影子复制在今天的生命舞台上吧。

尽管逝去的时光难以找回，可那首在岁月的清泉中滤过的歌，只要唱起，就会醉了心，醉了人，醉了夜的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