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么可能变成嫡子呢？事实上，是有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儿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噌地往上涨，值大发了。

    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儿，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

    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1586）之后。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抉择。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不仅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成为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

    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作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 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

    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万死不敢奉诏！”

    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按说儿子当上了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儿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常洛的儿子出世，她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

    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那一天。

    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

    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

    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因为感情，是无法翻译的。还有，其实这句话，她是哭着说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她，很高兴。

    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虽然她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

    虽然她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但她已然知足。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儿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儿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疏，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打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这下没事了。”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儿，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点：叶向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直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如果这样想，那是相当单纯，因为就在叶向高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浑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儿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儿（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的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件小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儿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儿地往里闯？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的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一了百了）。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审讯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儿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帽儿你上哪儿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儿。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儿，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儿，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儿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作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郑国泰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