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声明，要很客观的看待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因为我仅仅是一个粗懂明史的读者，而不是黄先生的追捧者。
我多年之前曾拜读过李和平先生的《帝国政界往事》，从他的书中，纵观了明朝兴衰的来来往往。
后又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偶然听到《万历十五年》，所以，我以下会结合两本书及一部电视，综合比较分析，看看万历十年，究竟说了一些什么事情。
1. 万历其人
知道一点历史的人，都会说，万历皇帝是个奇葩，在位48年，却有28年不上朝，一个罢工的皇帝，还能不奇葩吗？
但是，有明一朝的十六位皇帝中，有哪一位不是奇葩？斗蛐蛐，训野兽，炼仙丹，做木匠等等等等，但是尽管他们如此不务正业，朝政非但没有耽误，整个国家还能顺理成章的运转。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中的一个关键词在起作用—文官集团。黄仁宇先生用了大量的史实和观点，陈述了万历朝文官集团与皇帝““爱恨情仇”。
所谓文官集团，就是说明朝的政权中心的运转方式，文官在当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是作为封建君主制顶峰时代的明朝，何以出现了这种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出现的状况呢？
这就要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为了加强皇权，他取消了丞相一职，并要求子孙后代皆不设丞相。
虽然这样的做法，皇帝一人大权独揽，但是造成的客观后果，却是增加了皇帝的工作量，虽有内阁大学士辅助，但是决策者依然是皇帝。
开国君主珍惜江山的来之不易，还尚且勤政，但是明中期以后的皇帝，长于深宫，胆识、眼界与魄力就与他们的祖先相去甚远，对于繁重的政事也懒得理会，直接交予内阁处理。
内阁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强大，至万历朝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内阁体制。
所以，嘉靖也好，万历也罢，他们炼丹的炼丹，罢工的罢工，并不耽误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些内阁大学士就是黄仁宇先生所称的“文官集团”。
万历皇帝在与这些文官的政见之争，似乎从来没有胜利过，他不能让心爱的女人当皇后，不能让最喜欢的儿子成为储君，他甚至不能更改票拟，在奏折上批阅自己的意见。
如果，他以强硬的态度加以对抗，这些文臣就会以死明鉴，从而流芳百世，他们肯定皇帝不敢这么做，所以就出现了万历的无为而治。
其实，导致万历心灰意冷的，除了无法抗衡的文官集团，还有他的老师张居正。
2. 关于张居正
张居正的一生，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了。他曾经是万历皇帝的老师，是万历最相信和最亲近的人，他在万历统治初期的政治主张，使得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
但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得万历全面否定张居正，对曾经的爱卿和恩师毫不留情的清算？
在黄仁宇的观点里，他认为张居正太过自信，他作为政治家，其相应的政治主张，虽有助于强化皇权，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由于他没有和文官集团合作，而是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不可避免的制造了一些潜在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文官集团的利益。
况且，作为大权在握的的人，张居正是个实实在在的“双标王“，他禁止其他官员做的事情，他自己却肆意妄为，扩建宅院，蓄养姬妾，收受贿赂等等。。。。。。
当万历皇帝发现他的恩师竟是表里不一之人，他深感受到了欺骗，甚至觉得，从前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倒张的序幕一经拉开，许多血淋淋的事实就呈现的万历的面前。
抄家、流放都不足以发泄万历的愤怒，一代名臣张居正，就这样，被自己的君主和学生，无情清算，他的功过是非，究竟该怎样评价？
就像《人民的名义》中的李达康，他锐意改革，像个孤独的战士，站在风口浪尖之上，虽为治下创造了不少业绩，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是实干家，是个好干部，有人说他霸道专权，一言堂，他政绩斐然，生活却马马虎虎。
他和张居正一样，没有把自己当成政权的一部分，他们孤独的站在了其他官员的另一面。
正如李和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对于张居正的评价的那样，“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都无法避开反作用力的打击。”
也正是因为如此，世间再无张居正，世间也再无李达康。
清算了张居正，流放了冯保，万历皇帝摆脱了权臣的控制，重新掌握了核心权力，然而，万历真的能毫无掣肘，大干一番事业了吗？
没有。虽然张居正不在了，可是那些“可恶”的文官还在，那些文官时时刻刻提醒着万历，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要做仁君，不要做昏君。
如果说，张居正独立于文官集团之外，是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而申时行，依然独立于文官集团之外，但是却成为了和事佬。
3.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官场，都是一个典型的人物，他的为官之道，是今天许多政界官员的模板。
申时行吸取了前任首辅的经验教训，虽然位极人臣，却时常战战兢兢，他不想为了皇帝得罪百官，更不愿意为了百官与皇帝抗衡。
因为他看透了国家为了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是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正是文官。
基于对这种国家制度的深刻理解，他懂得窥探君主的心思，他也懂得君臣相处之道，乃是互相迁就与忍让。
同时，他也独立与文官集团之外，却是很巧妙的避开双方的斗争，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官员的职场信条。
“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却如同一张白纸。”
很显然，申时行的折衷主义，看似没有公害，却还是为世人所不屑。
无论如何，这样的申时行曾经赢得了万历皇帝的信任，也能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全身而退，他不像张居正的大起大落，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面目模糊。
我甚至想不起来，在《帝国政界往事》一书中，什么地方提到过申时行这个人。
而换作今天的官场，如《人民的名义》，申时行这样的和事佬，莫如高育良。
他是典型的文人，深谙官场之道，一切了然于胸，却不动声色，他位高权重，看起来人缘不错，处理问题避重就轻。
但无论是高育良还是李达康，无论是申时行还是张居正，他们都是孤独的，前者想要明哲保身，后者想要建功立业，他们最终都不能为官场大多数人所接纳和理解。
而官场上的另一些人，蝇营狗苟，他们不能名垂青史，也没有遗臭万年，不过是古往今来文人治国的统一弊病，想做张居正，又看不起申时行，做了申时行，又唾弃张居正，自相矛盾而已。
4．清官海瑞
在主流的历史知识里，海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黄仁宇先生书中的海瑞，第一次让我知道了，我曾经从书上了解到的，对历史人物完全正面的描写，原来是苍白没有生命力的。
海瑞清官吗？肯定是的。
他为官多年，却一贫如洗，幼子因饥饿而死，而海瑞本人更是在离世后，连敛葬之资都没有。
按照黄先生的描述，海瑞与其他文官不同，他尊重法律，执法不阿，但是同样的，他也动摇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也就无怪乎他被人参劾“不识时务，好为不近人情之事。”
看看海瑞的官场经历就知道，他曾经有十五年的时间赋闲在家，可见，海瑞虽然为官正直，但是多少有些怪癖，不然也不会冒死上书，痛骂嘉靖皇帝。
再看看海瑞的生活，同样一地鸡毛。
在古代，婚姻有“七出三不去”之说，即：男子休妻，要有法定的情形才可以，而海瑞却两次无故休妻，又多有妾室，其内情令人费解，清官海瑞，在今天看来，生活作风上无异于渣男。
而在海瑞的人生问题上，黄仁宇先生推断，这一切可能与他的寡母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老夫人个性过强，才造成了儿子的家庭悲剧。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总的来说，海瑞的确在政治方面是有所作为的，虽然他无法脱离文人对道德治国的束缚，但是他对法度的尊重，已经走在了他的同僚之前。
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海瑞又的确不近人情。
他的清廉就像陈岩石，他的冷酷却像李达康，他是个好的父母官，却不是个好丈夫，他的妻子女儿长期生活在他的冷暴力之下，他是官场的伟人，却是生活的懦夫。
所以说，历史的两个方面不能割裂开来，只有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4. 戚继光与李贽
除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书中还提到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家李贽。
同样，戚继光在我小时候读过的历史中，他是民族英雄，他的戚家军声名赫赫，除了岳飞，戚继光是我了解到的，最著名的武将。
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先生在肯定戚继光功绩的同时，也揭露了一些他的“污点”，正如他在书中说的那样“戚继光是个复杂的人物。”
他瞒着妻子在外纳妾，生子五人，却做得到滴水不漏。
而至于他晚景凄凉，被妻子遗弃，更是他个人作风造成的悲剧。
黄仁宇让的超越的历史观，让我们看到了英雄并非完人，在史书歌颂功绩的背面，是他们真实的人生，有肯定亦有否定，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至于李贽，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思想在有明一朝， 堪称是离经叛道，他批判儒学，提倡男女平等，“他对这个社会有理智上的关心”。
多数学者认为，李贽是一个活得自我的人，他洒脱任性，敢于自我牺牲。
而黄仁宇一书中，首先肯定了李贽思想对今天哲学研究的贡献。
没有李贽，我们就无从窥见当时的明朝思想界的苦闷，其次，因为有了李贽，也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生活和理想。
通读过《万历十五年》，从这无所谓的一个年份中，我们从历史的剖面，看见了一个活着的朝代。
有人认为明朝的衰落始于万历，这种说法也正是黄仁宇先生著书的中心。
虽然这一年四海升平，但是从他书中记述的种种，就不难看出，大明王朝的命运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是由于这个庞大帝国固有的顽疾造成的。
例如文官集团，例如宦官乱政，这样的论述，在《帝国政界往事》里，亦有结论，体制的弊端，造成皇帝的性格上特异和才能上的平庸。
所以，无论是李和平还是黄仁宇，无论是编年体，还是历史断层的讲述，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否一致，更无论症结是否是文官集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明朝这个大帝国由于体制的弊端，所有都已经矛盾凸显。
尽管崇祯皇帝想要励精图治，奈何帝国积重难返，大厦将倾。这时候，在东北有个游牧民族的首领，正在白山黑水之间崛起，后来，他成了明朝的掘墓人，他就是努尔哈赤。
最后，说一点，这部书几次在《人民的名义》中出现，甚至被定义为官场必读之书。
我通读下来，倒认为，不仅仅是官场，书中所涉及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放方方面面，都对今天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会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