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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在平定朱宸濠叛乱的过程中，有点象他的六世祖在增城罹难的情景一样。在面临情与义的选择中，王守仁希望能在“知行合一”的理论中找到一个更为妥当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所以，他就选择了忠君上，可以违背自己老师的教导，将朱宸濠等叛亲一举消灭；在尊师上，他恰当地将娄谅父女处死，然后保留下他们的清名。最后的代价，就是牺牲了自己应得的功名。这种以交易形式的道德观是十分符合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模式。
王守仁的“知”与“行”就是一种交易的筹码。先入为主所定位的“知”，必须是与实际结果的“行”有一个等价式的存在。反之，就不能合而为一。这个公式类似于唐代知识分子所宣扬的“进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公式的模式是一样的。其实，儒家的入世并不是虚拟的部分（或者称为是精神的部分），而必须向所知的更高的官位迈进。这才是进步的做法，反之，就是归隐，消极的人生。
“知行合一”的理论要求，令王守仁陷入到了现实的矛盾中。他当时以为全然地退出平乱的功名，可以换取到世人谅解他对恩师的做法。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但是朝廷反而怀疑有叛乱的嫌疑。这些异议也为当时嘉靖帝所肯定。相信这一消息传来，给予王守仁理论实践上，一记深重的打击。所以，只有退出政坛，归返田园，重新去“格物致知”，完成自己的理论。但身体的衰疲，已经不能再有当年的精力，也就只能是郁闷中撒手尘寰。留给了让后人实践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也留给了后人“立德，立言，立功”的典型范例。后来，蒋介石一直奉守王守仁的理论，也落得了与王守仁一样悲剧命运的下场。
“我所思兮在河西，一人独往百人迷”。就是将王守仁的逝去当成了仙去，与屈原一样，带着忧国忧民的激情沉入了江底。虽然仅是个人的行为，但是，已经是成为人类社会的传世楷模。这一定性，正是湛若水内在且直观的对王守仁一生的认识结论。
对王守仁的命运，湛若水是十分同情的。他不仅欣赏王守仁的锐意进取的积极人生，更是为他的大情大义而激动不已。他所以认为“天寒古道行人稀，我亦言之天亦悲。”这两句包含了他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知道在为儒学革新的道路上，真正的同志已经很少了，同时，也知道王守仁在平乱上是功大于过。如果以他当时和嘉靖帝的师生关系上，完全是可以为王守仁获得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定。但他没有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