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皆是懦弱的体现，”
大刘暗想，
’“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我知道他是在针对我。
而艺术家都是懦弱的——不论是哪种写作目的（“为了生存而写作”或“为了写作而写作”），第一人称或非第一人称的艺术都显示了人性中最虚伪、渺小、可悲、可笑的一面。那是某种似乎与生存意志等同的渴望吧，我们将其称之为“创造力”，而你我的创造又是何等不足为道，甚至与现实相比是多么得丑陋和扭曲啊。
为什么要创造？
这个议题似乎与哲学同源。
但凡思考并试图赋予生存某种超脱意义的人都经历着这种至深的迷茫，虚无的浩瀚。
隐居又有什么不好？
城市剔除了隐居者。
那么，音乐呢？我们在聆听时是否有瞬间的感动是真实的？
却也正是这样的感动迫切地提醒着我们这一存在的荒谬性——每到这时，我都渴求自己能用一种透明、隐匿的姿态去应付这一并不可喜却也不带有人为加工色彩的生存；我同时感到幸运和不幸，在音乐中获得的感动与聆听叠加，让我似乎身处生与死正在交叠或被全然抽出的时空——不，时间和空间同样也被消退了。这是多么懦弱的缺口啊，以至当我再次面对语言、艺术、生活时，我感到躲避的必要，因为我无权也无力选择一种合乎自然的生存；我所及之处，只能像所有被称为人类的物种一样不断制造更多的恐慌和混乱，却不是消解意识、冥想或用暗示和无为替代举动。我空前地感受到我正受到意欲的支配，而由于这一感触本身，我又超脱了它，成为了普遍性的映照之物或施力者。我比平时更加明晰我内在的力量，我作为人、作为拥有感官和思维的人有着比拟于存在和宇宙的力量，我能够控制它不去寻找某个出口吗？我能够得到平静吗？我将会选择无为，还是我的作为带来的只有无谓？——充斥着矛盾、羞愧、懦弱、野蛮，却又是至高无上、不被理会的？我该要如何概括我的未来？我眼前所见之物将如何带动我？我还年轻，是的我还年轻，我可以随意改变我的名字，我还可以选择去世界的另一面居住，我甚至有权逃离我的现实，我有权否认一切前人的意识，我可以自行创作、自行毁灭、自行了结——我难道不是自由的吗？而我有权篡改我所渴望的程式吗？我可以选择不对选择或不选择作出选择吗？我可以控制我思维的走向吗？我怎么知道下一个要写出的句子会把我引向哪里？我难道不是困顿的吗？我是可悲的，我是懦弱的，我是逃避却又无处可逃的；我妄图改变，却被改变的思想囚禁。没有艺术与运动能够解救我，我却不屑于寻求宗教或现实生活的庇护，像众多与我同物种者那样——他们是无形的殉道者，我愈发感到自己与他们相差甚远，因为我甚至怀疑我的殉道本身。这样而来，我也不会是自戕的、自缢的——我一无是处，我把怀疑当做信仰，与虚无作伴，终其一生惶惶碌碌。
“如果这就是我今后的宿命，”
大刘说道，尽管他只是我笔下的一个人物而已，
“我将动用全部的生命，用我神经元的电流构成伟大的人类信号——那将是高于一切的音乐、文字的作品——我将以我的绳索和顾盼封锁一生，而仅仅是摒弃所有的主流，我便已达成了成为人的终极意义。”
“而你，”
大刘伸手摘下了墨镜，我知道他不能久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