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重病男子，住在同一间病房里。
一人病床靠窗，另一人只能凝视天花板度日。靠窗的男子能够坐看窗外，把所见的一切生命的景致，生动地描述给病友听。
直到靠窗的男子去世。病友换了床位，亲眼看到窗外的世界。
一堵冰冷的墙。
生命本身，恰似一个说故事，听故事，演故事的过程。
这里的说，一如艺术创作本身，这里的听，则是所有人自居不自觉地审美过程，而这里的演，其实是生命过程本身。生活从来比编导的剧情丰富，都说无巧不成书，所谓的书，还有一个巧来映衬，但生活本身的情节起伏跌宕，并不能都经得起分析品评。能经得起分析的，有时候恰恰是谎言，精心布置了所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文学从来无法剥离生活而单独存在。真正文学的使命，从来都是，在所有与生活相关的土壤里，开出文学的枝蔓与花朵。
然而，生活本身，古今与中外，却很少善待文学以及其它艺术。在中国古代，大文豪有被流放，漂泊，甚至衣食不保，在西方，大艺术家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死后才得到举世公认其艺术地位。
幼时初闻读《琵琶行》，是小学四年级，体育课上，我偷偷跑到初中的教室窗台外去听课。语文老师当时正在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读《琵琶行》。我被那声音打动，更玩命地爱上文学。直到我自己读初中，学《琵琶行》，更是如获至宝，沉吟至今。但《琵琶行》中一句话“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我却是前些年才真正理解。
幼时以为山歌村笛，实在好听，赞颂的诗句古时亦多，何以江州司马如此忍受不堪。
再年长，便觉得是白居易年少听的是雅乐，并且精通声乐，所以对五音极为敏感。
后来，听得一位文友感慨，男人有毒。才子有毒，别人的丈夫有毒，再有就是懂音乐的男人有毒。三国鼎立，音乐竟然也独占一国，可见其分量。再后来，一位精通音乐的文友，竟自白，音乐是要命的东西。我至此断定，精通音乐的男人对声音很挑剔，江州司马自然无法忍受村野的荒歌苦笛。
前些年，我才真正领悟，非山歌村笛不好听，而是当时白居易的心不静，每日耽于前尘往事，心中怨气无以化解。直到遇上，同为沦落人的琵琶女，对方的遭遇让司马被触动，心中开始清透，天涯之大，飘零何其多。执笔《琵琶行》，所有心念都化作文字，倾覆于琵琶声中。
江州司马已然放下自己的悲苦，否则何以写出如此千古流传的好诗。文学本身在救赎别人的时候，也救赎了自己。
是以，生活本身也许只是一扇窗，窗外也只有一堵墙，文学的使命就是用丰富的思想，温暖的文字向所有人进行描述，一花一世界，一尘一悲欢。
爱，就是源源不断的语言，来支撑历史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