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杨丽坤，1942年4月27日生于云南普洱县磨黑镇的一个彝族家庭，排行老九，家里人都昵称我为小九。
我的童年很幸福，父母姐姐都很疼我。不幸的是在我五岁时母亲因操劳过度而去世了，我悲伤不己恨不得与她同去。母亲去世后家境更加困难了，刚上小学的我不得不辍学，我是多么想继续读书啊！几年后的1952年，我远在昆明的大姐把我带到昆明并寄养在二姐，二姐夫家。因为他们家条件稍好些，我终于可以继续读书了！同年10岁的我进入新村小学学习，由于舞跳的好所以常担任大型舞蹈的领舞。我除了喜欢跳舞外还酷爱读书，几乎所有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书了，我常常沉浸在书海中忘了吃饭睡觉。
1954年，我12岁了，和二姐去看演出时被省歌舞团的胡宗林老师发现，认为我是个好苗子，竭力劝说我二姐让我进省歌舞团当学员。二姐转而问我要不要去？可以进“省歌舞团”我高兴地连连点头。
我非常珍惜能到省歌舞团学习的机会，训练相当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简单地梳洗一下，吃点东西就到排练厅练舞。由于我在班里年龄最小，团里还给了我一些“特别”照顾，比如说，让我比别人多睡两个小时，还请大姐姐们多照顾我呢！我十分感激他们，学习更努力了。
我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久后我便成为了独舞演员。我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赞赏。我很高兴但也常常叮嘱自己不要太骄傲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才有了现在的我。
我逐渐在团里崭露头角，先后参加了《十大姐》、《白鹇鸟》、《万盏红灯》、《赶集》等表演。
1959年我很幸运地被选中主演了国庆献礼彩色故事片《五朵金花》，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被托上了幸运的云端，也被打到了悲剧的底谷。
《五朵金花》（Five golden flowers），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部彩色爱情、政治题材故事片。由王家乙执导，杨丽坤，莫梓江，王苏娅等主演。 影片以男主角阿鹏找女朋友金花为主线，侧面则描绘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炼钢铁的场景。 影片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
《五朵金花》一经上映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我获得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埃及总统点名要我去领奖。
1964年我又主演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宽银幕电影故事片《阿诗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努力地拍戏，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中国电影《阿诗玛》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64年，本片根据同名民间长诗改编；由著名导演刘琼导演执导，杨丽坤、包斯尔、韩非、崔超明等主演；其主要剧情为：在撒尼族的传统节日里，阿黑射箭、摔跤都战胜了富家子弟阿支，夺得了彩绸，与阿诗玛互订终身。阿支早就看中阿诗玛，趁阿黑不在抢走了阿诗玛。阿支对歌、比武都敌不过阿黑，只得放了阿诗玛。就在他们高兴而归时，阿支搬开了锁住洪水的兽头。汹涌澎湃的洪水淹没了他们，待阿黑挣扎起来后，阿诗玛已化为一座山石。
不料从电影一开始拍摄就屡遭挫折，我被指责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我不得不一边在境头前演着阿诗玛，一边接受所谓“工作组”的帮助。
《阿诗玛》在剧组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我被通知立即回单位。
我在单位里遭到了一连串无止境的批斗，几年前我因爱情受人阻饶而一度精神失常，但经过治疗已经基本痊愈了。这次的政治斗争使我的精神再次受到了严重的刺激，那段时间我每晚都会做噩梦。
渐渐地我出现了幻觉幻听，总是感到周围有很多人都在骂我，打我。“不，我没有罪！我要活，我要活！”我在心中无声的呐喊！
由于得不到任何治疗， 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我姐姐冒着风险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我的处境，总理十分重视立即打电话询问，我终于被允许送医院治疗。我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对我的关心。
在医院我被确诊为“心因性精神忧郁症”。因病情严重这才被解除管制，转送到昆明长坡精神病医院。
1970年家人为了让我能有人照顾，经陈泽涛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唐凤楼。家人对小唐说我的病已经好了，但我不能欺骗他。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唐凤楼，经过医生的治疗我的病确实好了很多，但并没有完全好，有时还会出现幻觉幻听的症状。唐凤楼很感动他不嫌弃我愿愿和我继续谈下去。
1973年5月22日经过一年多的书信往来我和唐凤楼终于缔结良缘。在上海徐家汇路345号的唐家举行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既没有请客，也没有摆酒，仅是家人围坐吃了顿晚饭。婚礼虽然简单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很满足，历经磨难的我终于有了个家了。
婚后丈夫对我很好，但我的病仍时常发作，“幻听”发作时，什么人也不认得，行动完全由“幻听”支配。丈夫为了能医治我的病翻阅了大量的关于精神病方面的书，甚至自己假装“幻听”来与我交流，尽心尽力地帮助我治疗，我很感激他对我的付出。
我的病逐步好转，1974年5月25日下午，我在区中心医院妇产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唐琰、唐韬。
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了陈荒煤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之后《解放日报》、《文汇报》又登载了张龧，汪习麟的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正是这些文章使大家又开始关注了我。我的不幸遭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的冤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
1978年秋天，云南省歌舞团新任团长张维从昆明赶到上海看望我。此时的我早己不是当年那个身材苗条，有着姣好面容的我了。由于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使我的身材变得庸肿，精神也很差！张团长当即向我宣读了云南省文化局对我的平反决定，可惜这个决定来的太迟了！我已经不能再回到从前了！
我平反后工作关系由云南省歌舞团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是我自己的意愿，我虽然思念故乡但不愿再见到原歌舞团那些凌辱、迫害过我的人。我害怕那个地方，只想要远离它。至此我再也没有回过云南。
由于身体原因我再也不能跳舞演戏了，这个遗憾无法弥补。我有时会觉得很难过，身体也是时好时坏！我不能看歌舞片，一切关于跳舞唱歌的东西都不能看，这些东西会刺激我脆弱的神经，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家人很无奈但还是体谅我，我也想改变但总是力不足。
2007年我在上海的家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朦胧中我仿佛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那亲爱的乡民，美丽的蝴蝶泉，壮观的石林，彝族的吊脚楼…故乡，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啊！
注：2007年7月21日，杨丽坤因病在上海的家中去世，享年58岁。她的墓碑，上海一座，昆明一座。她的骨灰，上海一半，昆明一半。杨丽坤，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你是永远的阿诗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