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焦虑
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有大量的作品表现出了反社会的倾向，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境遇，这种倾向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外国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余华自然很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心理。
在余华的一部分作品中，他以一个精神贵族的身份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声讨，以一个现代人的生命体验表达了现代文明之下的人们内心的精神压力，表达了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焦虑。
在《河边的错误》中，余华叙述了一个疯子杀人的故事。疯子一次次滥杀无辜，为了制裁疯子，警察杀死了疯子，为此警察面临着被制裁的危险，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装疯。
面对一个疯子的残暴举动，现代的一切法律手段居然无能为力，这是文明的悖论与悲哀。
“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会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
“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这是余华对人类文明的追问，也表明了他对现有秩序的怀疑。
文明与原始在余华笔下的对比与交锋使人们怀疑当今时代的文明发展，对于当代的文明产生质疑。
在当今时代，人类虽然获得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是精神层面却显得失落，关注当下人日益孤独的生存状况，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余华通过冷峻的描写，表达了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以期呼唤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性。
对现代生活的体验和表达
现代主义作家“对于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性和人的存在的无意义特别敏感，但他们不想寻找或揭示其中深刻的原因，而只是热衷于揭示这个世界因果率的缺乏，揭示世界充满着的假定性和偶然性，从而归谬出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荒诞。”
在余华的不少作品中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假定性和偶然性。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写“我”莫名其妙地被人挟持着去参加一位与“我”毫不相干的朋友的葬礼。
在《我为什么要结婚》中，“我”因为想逃避家务事，所以欺骗父母说自己的朋友因为闹离婚而大打出手，作为他们的朋友“我”应该出面调解，想不到我的谎言竟成为了现实，结果朋友真的离婚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还要承担起娶朋友妻子的责任，对此，“我”只能无奈地感慨：“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结婚。”
其实这种偶然性一直贯穿在余华前后期的创作中，为我们展示了生命和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
余华也是一个擅长于幻觉描写的作家，他通过幻觉来打碎正常的思维逻辑，表现一种似真似幻的生命感觉。
在《四月三日事件》中，“我”总是怀疑身边的人在预谋加害“我”，于是，在脑海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设想着种种可怕的场景，在幻想中对生活进行着假定性。“我”的精神变得日益恍惚起来，内心也被恐惧和无依无靠之感所占据。
对生活的多疑和焦虑，使“我”总是尝试着通过现实来验证幻想中的假定性，余华也确实在文中安排了很多的巧合，验证了“我”的假定，这也导致了“我”对灾难即将降临的深信不疑，于是为了躲避灾难，“我”只有仓皇出逃。
通过展示生命中的偶然性、假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生活的恐惧，表现出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荒诞，也表达了作家内心的困惑。
《夏季台风》中的白树是一个喜欢物理的少年，唐山地震之后，他坚持认为自己和老师的地震监测站三天前就监测到了地震将要发生，可是他的坚定换来的只是同学们的“哗哗大笑”和物理老师的冷漠，这也导致了他内心的痛苦。
后来县革委会主任的信任增强了他的信心，然而他所居住的地方在他认为不会发生地震的时候却发生了地震，周围人的耻笑乃至打骂使白树再次回到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焦虑之中。
于是他慢慢地退回到内心，把自己孤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这个空间也是冷漠的，他难以感受到自身对于外在世界的意义。
白树可以说是现代个体精神的一种显现，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人在感受到自身生存危机之后的担心与忧虑，甚至不安。
现代人总是处于一种行走的焦虑中，他们在不断地寻找自身的位置，一旦找不到就会形成一种封闭性的精神特质，并以此与外在的世界相抗衡。
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关注与作家的生活态度有关，余华说过：“我对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乐观，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总是看到别人不愿意说的那一面，我也努力去希望自己看到别人都在说的那一面，但是我就是看不到，而且对他们说的一点兴趣也没有。”
通过这一敏锐视角，通过对生活中经常被忽略的一面的挖掘，余华向我们描述了现代文明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压，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内心孤独，也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