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我想起一件事。

来日本之前，有一个比我们早半年左右的女人从日本被遣返回来了，我认识，人不错。后来我知道了原因之后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怒和无奈。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叫娟，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去日本之前也是交了五万多快钱的费用，只有费用的名目都是什么，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反正交了钱我们就可以来日本打工。（很多人都会说，一个月挣个一万来块钱至于跑到日本去遭罪吗，真实就有自取，反正不同的生活催生不同的三观，只能说管不了那些，我干我的。）

娟姐办的是三年的合同，但是半年就被遣送回来实在让人感到意外，更让人吃惊的是，当她回来见到家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被弄回来的，日语也不怎么懂，反正人家说是啥就是啥了。还说自己在那边活干的都还不错，日方的负责人也表扬过他，不知道为什么被遣送回国。

过了有半个月左右，事情才水落石出。

原来，娟姐工作的单位也有两个“前辈”，早她一年左右来日本打工的两个女工，这次本来娟姐也是两个人一同去的，但是其中一个中途因为家里有事没去成，娟姐就只好自己来了，为了生活，有啥办法呢？

娟姐自我感觉不错，跟室友处的也还行，可是那两个室友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在娟姐来到日本以后，她们成了“老人”了，要享受“前辈”的待遇，可是娟姐偏偏是个闷葫芦，不怎么爱吱声，只是自顾自地干自己的活，于是两个人就给娟姐找了一双小两号的“鞋”，这样娟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延长了工作时间，却没有得到该得的钱，矛盾就出现了，娟姐找到日方，想说明自己的情况，但苦于日语能力有限，根本没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就被日方以“我听不懂你说对什么”给打发回来了。

遇到这种情况，放在谁的身上也是憋气带窝火，但娟姐偏偏不是一个悲观的人，那姐俩期望看到的沮丧，灰心，难过，在娟姐身上居然一点都没体现出来，这让姐俩感觉自己白忙活一场，娟姐还是尽头十足的上班，干活，反正在家种地三年也顶不上自己在这里干一年。

于是正戏开始了。

这一天周末，姐俩找到娟姐，“娟儿，不出去溜达溜达啊”

“我这哪儿哪儿都不知道有啥溜达的，还是老实儿在家眯着吧”

“那怕啥的，我们领着你啊，来一回日本咋也得长长见识啊，要不，不白来了吗”

娟姐一想也是，就没想别的，跟着就走了。

他们的消费观念应该是一致的，反正一般大商场是轻易不去的，最喜欢的是那种百元店，有点类似于国内的“两元店”，既能消费的起，又能买到国内买不到的一些精致的小玩意儿。

“娟儿，你看，这小剪刀多好啊，”

娟姐拿过来一看，其实就一把普通的剪子，就是做工好像能好一些，没什么兴趣随手还给她了。

“哎，拿来给我看看”另一个赶紧凑过来拿过剪刀，“哎，你看你看，人家这东西做的就是好，有人说日本做的剪刀用的钢和咱们都不一样呢，我买一把，你呢？”

另一个赶紧配合，“那就咱仨一人买一把吧，反正也不贵，拿回家也用得着，怎么说也是进口货啊”

娟姐不好推辞，只好跟着买了一把，出去转了大半天，就买了一把剪子回来。

娟姐刚想把剪子收进自己的密码箱里，那边就说了，“别放那里啊，这得放枕头底下，辟邪，还防身，我早就感觉怎么厂里那个课长整天色眯眯的瞅我们，你也得加点小心啊”说着，就随手压在自己轴头下面。

娟姐倒是真没想过这事，她们这么一说就跟真的似的，还是小心点好，于是，也把剪子放在了枕头下面，娟姐怎么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把小剪子，终结了她的日本之旅。

第二天上班，姐俩就把课长叫到了一边，用蹩脚的日文告诉课长，“你赶紧把她弄走吧，这个女人神经有问题的，你也知道我们之间有些小矛盾，到时候她发起疯来事儿就大啦。”

日方课长觉得有些危言耸听，告诉她们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安心回去干活，转身刚要走，又被姐妹了拽住，“我咋没证据啊，前天她还说要整死我呢，昨天就跑出去买了把剪子放在了枕头下面，你信你去看看，神经病这种事可不好说，没事就没事，等有事了你也承担不起啊！”

课长有些慌神，跟她们来到寝室，果然在娟姐的枕头下面发现了那把剪子，课长没敢迟疑，赶紧又交来了社长，社长让看完去问娟姐，结果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又找来姐俩翻译，两个女人的临场超水平发挥，各种神翻译，坐实了这件事，还告诉她，社长就是随便问问，你也随便点个头就行，结果，娟姐就稀里糊涂的回来了，至于最后如何，费用要没要回来，就不得而知了。

而我现在的境遇，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