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反革命集团被消灭，汉桓帝当然要封赏铲除梁冀反革命集团的功臣，左悺、唐衡由六百石的小黄门升为比二千石的中常侍，与单超、徐璜、具瑗同为中常侍，中常侍名义上只是皇帝的顾问，但中常侍的职权绝不简单，他是东汉宦官干政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职，后来汉灵帝一朝有名的“十常侍”就是指他们都担任过中常侍这一官职，只是由于史料缺乏，现在很难理清中常侍具体的职权范围，但我相信中常侍不可能只是皇帝的顾问那么简单，我推测中常侍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权力就是“省尚书事”，审核尚书台呈送皇帝的奏章，这是后世隋唐三省制中门下省的职权雏形。这是我根据《献帝起居注》：侍中，出入禁中，省尚书事，反推的。我们都知道汉献帝登基前，宦官就几乎被全灭，东汉宦官干政的传统也没了，侍中，就取代了中常侍原先省尚书事的职权。    

       单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五人因灭梁功劳最大被封为县侯，当时人并称为“五侯”，另外中常侍侯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因诛梁有功被封为乡侯，尚书令尹勋等7人封为亭侯。（解释一下县侯、乡侯、亭侯都是列侯，是爵位，不是官职，封爵就是皇帝封一处土地的税收作为被封赏者固定的田租收入，县侯就是有一个县的田租收入，乡侯即是领一个乡的田租收益，亭侯就是领一个亭的田租收益，亭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村，爵位理论上还可以允许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下去，不同于官职不能世袭）

       汉桓帝大举启用宦官势力，和梁冀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关，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皇帝也不例外，汉桓帝亲政后仍对外戚心存忌惮，汉桓帝在诛灭梁氏外戚后先后立了邓猛女、窦妙两任皇后，邓氏、窦氏两家外戚也先后被拔擢任用，如邓猛女的叔叔邓万世为河南尹，窦妙的父亲窦武为城门校尉，河南尹有点类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城门校尉可以类比北京卫戍司令，河南尹、城门校尉也不是不重要，但汉桓帝不再如之前汉安帝、汉顺帝般委任外戚出任大将军，让外戚坐上帝国首席执政官的高位，外戚势力被明显抑制了。

      但面对势力庞大，关系错综复杂的官僚世家大族，皇帝若不想被官僚世家大族架空，完全左右，就需要扶植另一股势力加以制衡，对汉桓帝而言，除掉梁冀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除掉梁冀后怎么布局后梁冀时代，该怎么亲政治国，怎么在不倚重外戚后平衡官僚士大夫等是汉桓帝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作为皇帝家奴，本就作为内廷制约外戚权力的宦官就进一步被汉桓帝重用，成为汉桓帝用以制约豪族士大夫势力的重要棋子。宦官势力迎来空前兴盛，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出任地方长官，朝廷公卿。

       宦官大举从内廷走向外朝。这不可避免大大损害了豪门士大夫的利益。帝国的官位是有限，豪门士大夫本就不够分了，现在皇帝又把宦官势力放出来抢食，这自然让豪门士大夫感到普遍的愤懑。

       权力是稀缺资源，你拥有的权力多了，随之而来你拥有的经济利益就越多，我拥有的权力少了甚至没了，那我的经济利益就少了，没了。断人财路被说成是杀人父母，那么断人官路，又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恨？本来东汉帝国的官位大多是握在豪门世家手上的，尤其是南阳、汝南、颖川等关东名门士大夫手里，外戚执政，士大夫整体而言并不反对，我们从梁冀被灭，汉桓帝竟将帝国朝廷大臣几乎全部罢免，就可以看出当时愿意和梁冀合作的士大夫群体有多么多。

       掌权的外戚就那么一家，无论是窦氏、邓氏、梁氏谁家执政，所能占据的官位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只能是上层中有限几个要职，绝大多数官位还是要分配给士大夫群体，宦官可是有一大群人，单是桓帝灭梁冀，宦官封侯者至少有八人，而宦官也是有亲人、有门客故吏，汉桓帝让宦官势力大举进军帝国官场，分割帝国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自然使得落到豪门士大夫手上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相应减少。

       更让豪门士大夫对皇帝扶上台的宦官和宦官子弟无法忍受的是，阉党官员上台后，完全无视地方官场原有的规矩，大大侵犯了当地豪族士大夫们的利益，让豪族士大夫对阉党这群政治暴发户忍无可忍，必须重重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