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怪的士兵

      也像其他千百万德国人一样,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后来有些政治敌人攻击他在战斗中表现胆怯,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在他的纪录中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攻击是有根据的。他经过了不到3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莱斯战斗,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4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3500人在4天激战后只剩下600人了,军官只剩下30名,4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1916年10月7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1917年3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1914年12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8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15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

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的不止一个战友都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他是个热情的战土,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明显的使命始终极其认真。“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那个连中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外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的最大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会对这些“无形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狠毒的攻击。他不是在维也纳自我确定了他们是万恶之源吗?

    1918年11月10日，战斗中被毒气损伤的希特勒躺在后方医院里养伤，在这里，他“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性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200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我禁不住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侥幸胜利的民主

    在胜利的西方协约国中的大多数人看来，1918年11月9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国,似乎标志着德国人民和他们国家的新时代的来临。伍德罗·威尔逊在停战以前交换的照会中,坚决主张废除霍亨佐伦皇朝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看来德国人似乎是遵从他的要求的,虽然有些勉强。德皇已经被迫宣布退位,逃亡国外,君主政体已经废除,德国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体,共和政府已经宣告成立了。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11月9日那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以后,所谓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开会。他们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马克斯亲王刚刚宣布了德皇的退位。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认为德皇威廉的儿子之一—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那个放荡成性的太子—可以继承皇位,因为他主张按照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却惧怕社会革命。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

      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定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11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一一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一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亭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心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然而软弱的魏玛共和国什么也没有做，面和心不和的陆军独立出来，成为“国中之国”，国家司法机关成了各大政派清除异己的工具。一般的，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就会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

铁与血构筑的德意志

    为什么好不容易得来的共和国整体遭到德国大多数政客的反对，议会里四百多个议员们面和心不和地为这个共和国立宪，而下辖各州的民间党派则多主张推翻共和政体？纵观德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主的魏玛政体不过是协约国强压之下的傀儡政体，真正的德国，是原先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用铁血手腕建立的第二帝国的延续。因此，脆弱的共和国大厦一旦崩塌，就立刻露出了希特勒和它的第三帝国嗜血的嘴脸。

    据作者说，纳粹党在每年九月都会在纽伦堡举行集会，那些日子大街上常有一种明信片卖的火热，上面印着腓德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俾斯麦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因此希特勒这个士兵不仅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伟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希特的统治是德国历史的延续的结果,这一点暗示对群众不是没有作用的。“第三帝国”这个名称也有助于加强这种概念。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的帝国。这两次帝国都为德国带来了荣誉。而魏玛共和国—据纳粹的宣传—却玷污了德国的令名。第三帝国如希特勒当初所保证的一样,恢复了这种名誉。因此,希特勒的国被说成是过去一切至少是过去的荣誉一一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俾斯麦所建的第二帝国的一种延续。

    普鲁士位于易北河之东,随着19世纪的消逝一在这个世纪里,法兰克福一些思想混乱、性格怯儒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企图在1848-1849年建立一个有点民主的、统一的德国,可惜失败了一普鲁士开始掌握德国的命运,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一直置身于德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几乎好像是个历史的畸儿,普鲁士原来是易北河以东多沙的荒地上个边疆国家勃兰登堡,这些荒地都是11世纪以后逐步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过来的,统治勃兰登堡的是霍亨佐伦家族,他们不过是些军事冒险家。在他们的统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兰人)沿着波罗的海逐步往回退,敢于起来反抗的,不是被消灭了,就是成了无地的农奴。德意志帝国法律原来禁止诸侯称王,但是在1701年,皇帝默许了选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境内的国王。

    这时,普鲁士已经量自己的武功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它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富源。它的土地贫瘠,缺乏矿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工业,文化很落后。甚至贵族也很穷,无地农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着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霍亨佐伦王室终于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每战必胜。它总是同当时最强的国家结成暂时的同盟,运用这种权术外交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

      这样就完全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产物,它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是靠一批忠实执行命令的思想偏狭的官僚是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国家岁收有2/3—有时多达5/6花在军队上,军队在国王统率下成了国家本身。米拉波曾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用管理个工厂那样的效率和残酷无情的方式统治的国家成了至高无上的切;人民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不仅国王和领操的班长这样教导个人,而且哲学家也这样教导个人:他们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顺从、工作、牺牲、义务。甚至康德也宣传,义务要求压制人情,而普鲁士诗人维利巴耳德·亚历克西斯就歌颂人民在霍亨佐伦王室统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欢这种情况的莱辛看来“普鲁士是欧洲最奴化的国家”。

      在现代德国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鲁士的特有产物。正如他们所说,他们是一种主宰种族。他们占据了从斯拉夫人手里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庄园,经营农业,在庄园里干活的就是这些斯拉夫人,后者成了同西方农奴完全不同的一种无地农奴。普鲁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欧的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不同。在西德或西欧,占有大多数土地的贵族从农民那里收即地租或者封建的贡品,农民虽然常常处于农奴的地位,但是仍享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如此—逐步赎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农民是社会中一个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虽然有他们的种种缺点,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种教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可以从他们优雅的举止、思想和艺术中看到。

      而普鲁士的容克却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他们经营规模很大的庄园,工作极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厂主。他们对待无地农民完全像奴隶一般。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他们是绝对的主人。当时普鲁士也没有西方的那种大城市或人数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因此容克受不到他们的文明影响。同西方有教养的贵族相反,普鲁士容克变成了一种粗野、专横、傲慢的人,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残醋无情,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喜欢占小便宜,这最后一点,有些德国历史学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奥托·冯·俾斯麦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政治天才,这个宣传“铁血”的人,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结束了为时几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鲁士国家,或者可以称为普鲁士德国。“当前的重大问题,”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1848-1849年的人们的错误就在这里一一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不过话得说回来,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俾斯麦的目的是要扼杀自由主义,扶植保守主义的力量,也就是容克、军队、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国能与奥地利相抗衡,不仅成为日耳曼人中间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他在普鲁士议会对议员们说,“而是它的武力。”

    那个时代的德国,就是俾斯麦一手创造的,它是近百年来欧洲和世界的一个“问题儿童”,是一个人民天赋优异、精力充沛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先是俾斯麦这个杰出人物,以后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后是希特勒,在军官阶层和许多古怪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种对权力和统治的野心,对横行无忌的军国主义的热情,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轻视,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欲望。在这种情绪的蛊惑之下,这个民族突然兴起,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然后又低落下来，如此起起伏伏，几经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