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在甘肃一个小山村做包社干部，那个山村背靠荒山，面临黄河，土地资源贫乏，村民生活艰难。尤其适龄男青年，如果不出去打工，结婚就成了大问题。
我包的王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姓王，据说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族。社里的事情也几乎就是整个大家族的事情。
包村领导将我介绍给老社长，说:“以后有事就找他。”老社长五十几岁，脸色黝黑，说话大嗓门，在社里辈分高，威信大，说话一言九鼎。他对我说:“你刚来，有啥不清楚的随便问。”那会儿国家计划生育还是重头戏，我之前的包社干部已经调走一年多了，社里的人口情况，只有社长最清楚，于是我就拿着人口底册问了问一些育妇的情况，尤其是孕妇，问得很详细，他说了几个特殊情况之后，笑哈哈地说:“不要着急，多跟我跑跑户里，啥情况都知道了。”
王社是个大社，全社有七十八户，居住也特别集中，家户之间小道很多，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迷路。我一个人入了几次户，走着走着就昏头转向了，问路的时候，村民一看是生面孔，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就乱指一气，更别提带路了。又一次迷路后，老社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太着急，想知道啥情况问我就行了。”
那会儿刚参加工作，热情高涨，一门心思就想摸清全社人口的具体情况，可是这种事情，如果不亲自入户，跑个十遍八遍，是绝对拿不到真实数据的。包村领导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和老社长搞好关系，不然以后社里的工作将特别难做，上面查计划生育的时候，配合好则没问题，配合不好，书记乡长的乌纱帽可能也就不保了。老社长话里有话，意思就是你不要一个人去入户，没用，他不发话，整个社的人都会对我严加防范。我听懂了包村领导的话，也听懂了老社长的话外之音，再入户的时候，一定是跟在他后面，他走东家，我走东家，他进西家，我进西家，几个月下来，也算把整个王社踏了个七七八八，跟老社长也混熟了，开玩笑不分老小。
有一天早上在村部，他小声对我说:“今天带你混事情去。”我问:“啥事情？”他神秘地笑笑，“去了就知道了。”所谓混事情就是谁家有红白喜事了，大家去凑热闹。大概十点钟左右，我们出发了，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一个小院里，院子里已经摆着几张桌子，家族里老老少少都已经吃上了。老社长笑哈哈地跟大家打招呼，有个小伙子见我们来了，二话不说带我们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屋子，我一看，坏了，炕上坐个白白胖胖地小媳妇，戴着毛绒绒的帽子，见了我，胆怯地低下头去，一声不吭，而且，她怀里还抱着个胖嘟嘟的婴儿!显然，那个叫小三子的和她，两个人都清楚我的身份，而且都知道，我今天会过来，只有我蒙在鼓里。老社长也不隐瞒，很爽快地说:“这是小三子的媳妇，今天是结婚和满月酒一起办。”见我迷迷瞪瞪地盯着小媳妇，他又说，“别看了，吃饭去。”
那顿饭吃的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社里突然冒出一名育妇和一个孩子，人口底册上一点记录都没有，孕检一次都没查，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啊！领导问起来，我怎么交代？上面突击检查，查出来怎么办？老社长见我半天不说话，好像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将我叫到一边说，“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忽然记起来什么，问:“她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什么地方人？”如果达到结婚年龄，交些罚款，补办手续也是一种办法，就怕她年龄太小，没有到法定年龄，那就确实不太好办了。刚才看那小媳妇，满脸孩子气，连话都不敢说，我非常怀疑她的年龄。
后来老社长告诉我，小三子父母去世早，是村里人将他拉扯大，供他上完初中，这些年他在四川打工，好几年没有音讯，去年突然带回来个小姑娘，说是他老婆，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外面查得紧，他们就回来了，打算生完孩子就走。女方家里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拿不上户口本，所以结不了婚，办不了证。
“你看，就怕给你惹麻烦，连红双喜都没敢贴，鞭炮都没放，大家凑几桌吃个饭，就算结婚了，啊？”老社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还能说什么呢？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孩子都抱在怀里了，既成事实在那里摆着，剩下的事情就是擦屁股。
我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包村领导，原以为他会大骂我一顿，没想到他说这事他早就知道了，老社长给他打过招呼了。同时他又一次告诫我说，“我们都是外来的干部，必须依靠本地人才能干好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将会寸步难行。”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我似懂非懂。
后来新农合开始了，虽然交的钱不多，但是第一年，村民都持观望态度，积极性并不高，交钱的没有几户，各村的压力都特别大，乡长每周开会，一再强调谁的任务完不成，就拿自己的工资顶上，缺多少顶多少。我白天挨家挨户讲政策，磨得嘴唇起皮，晚上就愁得睡不着。后来求助于老社长，他对我大包大揽，说:“你只要跟着我开票收钱就行，谁不交，看我唾他一脸唾沫!”唾人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村民看是老社长领着，二话不说，齐刷刷地开始交钱，没钱也要从邻居家借来当场交上。我们到了小三子家里，他也并没有再出去打工，而是在家伺候他的小媳妇和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看到我们来，端上洗好的苹果，叫我们吃着等着，他替我们跑腿去收户口本和钱。老社长乐呵呵地逗着孩子，像是对我，又像是对那热炕上的小媳妇说:“不要着急，啥事情都会好的。”
后来小三子媳妇年龄够了，我帮她补办了手续，包村领导也没有为难小两口，社会抚养费只交了两百元，后来的事情不了了之。老社长当着我面对小三子说:“你的日子要过，她的日子也要过，懂吗？”
去年路过王社，专门进去找老社长，没想到他跟着儿子到北京去了，说是去帮着看孙子。小三子的媳妇儿说着一口带着川味的普通话，正在教儿子英语，她还认得我，只是表情很淡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