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个阴雨纷纷的傍晚。我在RHH的病房里，一边扫视着墨迹新鲜的的病历，一边听着急诊科医生在嘈杂的电话里介绍一位即将入院的老大爷。病人不曾见过，但病史听起来相当熟悉 - 多种慢性疾病，心衰，贫血，肾损伤，帕金森病合并轻度老年痴呆 - 被一大堆收效甚微的药物勉强控制着。病人最近多次在家摔倒，食欲也有减退的迹象。更糟的是，经过临床团队的评估，中风的魔爪已经搭在他的肩上，随时可以把他拉到另一个世界。

ER的医生讯速和团队交换了意见。老人的血压已经超过200，心衰进一步恶化。数十年的帕金森病导致的行走障碍，加上中风，意味着他很可能再也不能走路。对风中残烛一样的老年人，任何治疗导致的副作用都远远大于带来的益处 - 这是一场必败的棋局，所有的步伐，最终都会走向死亡。

我来到急诊科。如果我足够幸运，也许家属们能听进去医生们的说辞：当我们有朝一日能够徒手分开连体婴儿，随意更换内脏和四肢的时候，人仍然会老，会死。如果我足够幸运，也许家属们能够接受，是时候和心爱的长辈道别了。

但是我不总是幸运。家人们会强迫医生，用各种“高端”的治疗方式，让病人饱受折磨，而从不去想是否值得用痛苦去换取一时的苟延残喘。对于一部分澳大利亚人来说，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似乎正在把死亡变成一种选择，而不是宿命。我们希望所爱的人活得尽可能更长，但是传统的观念，使我们相信死亡是医疗的失败，而非生命自然的结局。

发达的现代社会，让我们得以更少地目击衰老。在养老院出现以前，小辈，祖辈，家庭护士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大家能直观地看到老人们老去，体会到衰老带来的痛苦。19世纪中叶的澳大利亚，80%以上的老人和孩子们居住在一起，今天这一数字跌破20%。老人们被安置到养老院，护士站里。和老人们分离，使我们不能想象衰老和病痛是怎样一种体验。

这种实际与精神上的距离感，在家属们替老人作临终决定时暴露得尤其明显。如果把痛苦比作一团烈火，坐在火堆旁的人能感受到灼热，远观的人不会有任何切身的体会。这就是为什么日夜陪伴病人的亲人们，更盼望解脱的到来。那些“搭乘下周紧急航班”来看病人最后一面的亲属们，通常最不能理解病人的健康状况。与其说他们难舍亲情， 不如说是一种长期远居，没能陪伴临终长辈的负罪感将他们推上了航班。

抱持着对延长生命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死亡不自然的抗拒，对垂危亲人最后痛苦挣扎缺乏感同身受，“总比无所作为要好”的荒谬想法，亲属们通常坚持做更多检查，用更多药，进行更多手术。枉顾病人感受做出的治疗决定，更像是感情上的一份自我交代，以便日后可以说：我们为抢救老爹做了一切。也许，更诚实的一种表达是：我们让老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经历了炼狱一般的治疗折磨。

在生命临近终结的某个阶段，激烈的治疗对病人是昂贵的酷刑。每当碰到这种病人，医护人员会感到矛盾和不道德 - 这和救死扶伤，尽量延长生命的宗旨相违背。一位转行的医生朋友曾经说：我很高兴，再也不用穿着白大褂去伤害老人了。

当家人们谈论让垂危的亲人“自然死亡”的时候，往往指的是在睡梦中安详故去。选择让亲人不接受治疗而死实在太罪恶，与之相反的是，治疗病人让他承受更多的折磨，感觉起来似乎更像是尽心尽力的关照。很多置身事外的家属们恰恰不能理解的一点是，只有极少数的老人，能有幸寿终正寝。大多数老人死前都会承受不同程度的痛苦。

艾德温是我好朋友的爸爸，老头子一直拼命和老年痴呆作斗争。儿子辞去职务，陪伴了老爹最后的时光。那些日子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美丽，洒满阳光，爷俩仿佛回到童年，一起玩牌，修花剪草，讲故事。小艾德温把全部的爱给了老爹，尽管阿尔茨海默症一丁一点地侵蚀着他的大脑。当肺炎并发症最终来临的时候，儿子欣慰地放开了手。

艾德温走了。小艾德温后来也离开了霍巴特，再也没见过他。

（人物为化名）

MASON， 24/6/2019，霍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