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孩子的母亲患有抑郁症，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就会影响孩子，使其大脑右侧额叶形成可测量出的特殊的电—化学模式。心理学家们知道，这些模式不是遗传的，因为它们在孩子出生时是不存在的。只有当孩子的妈妈以抑郁的行为方式对待孩子时，这些模式才会在孩子的大脑中形成。
性虐待以及其他童年经历都可能导致成人患上抑郁症，患抑郁症的成年人的海马体积也是会缩小的。因此，在我们的婴幼儿期，父母对我们的抚养状况，以及我们在成年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因素都会影响大脑的体积和形状。
儿童如果曾遭受过几种不同类型的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比较高，从而长期处于“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模式中；如果只是偶尔遭受身体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比较低。若是对这些9岁儿童的大脑进行检测，就会发现，遭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其脑的电—化学模式以及大脑结构的异常就越严重。0～6岁这个阶段很重要，会从身心两方面影响孩子成长。
我们大脑的模式和结构都会影响我们对朋友、恋人和职业的选择。我们选择的人或活动总是与我们的期望（由脑的电—化学模式产生）相匹配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200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一个政府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幼儿期的早期抚育方面进行投入。但不幸的是，对孩子和国家来说，幼儿期是最不受关注的阶段。”
偏执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常见症状，但它似乎不是传统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由纯粹器质性引起的精神障碍。全世界的偏执狂都是专家，他们总是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把错误推给别人。
他们可能不是有意的，但他们做了……
家庭类似于一个戏剧舞台。像戏剧中的虚构人物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角色、严格限定的表演内容和特定的心理学特征，被要求伴着家庭剧的曲调唱歌和跳舞。
每个父母都会把自己童年经历的一部分包袱转给每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父母总是会在自己孩子身上重演自己的童年经历，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会尽力不让孩子遭受自己童年时受过的苦。如果他们自己在家中排行老大，那么当他们有了第2个或第3个孩子时，他们就会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受到的冷落（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后），所以格外地同情和理解自己的第1个孩子。如果他们自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格外关照自己最小的孩子，免得他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被哥哥姐姐欺负。此外，如果新添了个男孩，而父亲童年时有个横行霸道的哥哥；如果新添了个女孩，而母亲童年时有个比她漂亮的姐姐……出生顺序以及与兄弟姐妹关系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父母对新生儿的态度。
孩子的性别以及在家中的排行会影响他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而家庭剧本是父母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创作的。有些情况下，母亲想要个男孩，却生了个女孩；有些情况下，父亲想要个儿子，却添了个女儿；有些情况下，母亲有一个强势的妈妈，因此她决定给自己的女儿更多的空间；有些情况下，父亲觉得他的父母对他不够严格，因此下决心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更严重的是，如果父母在童年时有过被虐待或被忽视的经历，那就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虐待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某个孩子承受心理虐待、暴力或性虐待之苦。
你的父母会将什么样的角色分配给你，是由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决定的——你的性别和你在家中的排行（也就是出生次序）。虽然有很多例外，但总的来说，与弟弟妹妹相比，家中的老大更有可能是自信、有主见、争强好胜和强势的人。
由于出生次序的不同，我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获得父母的关注。鉴于父母的精力和爱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找准自己的生态位来吸引父母，为了显示自己，我们就要使自己有不同于兄弟姐妹的技能和性格特质。在多子女家庭中，与排行相隔较远的兄弟姐妹相比，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更大：为了在父母面前显得独特，我们就会努力使自己与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有所不同。同样，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一个孩子更亲近母亲，排行相近的另一个孩子就有可能更亲近父亲。即使你不能受到父母双方的宠爱，拍好父母一方的马屁，获得一方的爱，总比父亲和母亲都不爱你强。
父母投射到家人身上的情绪中最常见的就是抑郁和好斗。暴躁的父亲往往会对儿子动粗，把挫败感和愤怒发泄到儿子身上，然而，就像迈克尔·杰克逊的父亲一样，这样的父亲往往会把暴力集中发泄到一个孩子身上，而不是对每个孩子都同样残暴。抑郁的母亲会诱发孩子的不良情绪，来应对自己的烦躁和自我憎恨，但是通常而言，总会有一个孩子受到了比其他孩子都大的影响。由于母亲的脆弱，担惊受怕的孩子可能会接替父母的角色，以两岁的孩子为例，普遍来讲拥有抑郁母亲的孩子比那些母亲不抑郁的孩子更有负责任的举动，面对令人担忧的场面时，他们就会表现出痛苦和内疚的迹象。如果母亲有抑郁症，她的哪个孩子最受影响，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都取决于母亲患上抑郁症的时间点，以及患病时间长短。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可能并没有抑郁症——她在生第二个孩子时才患上抑郁症，即使成为母亲之后就一直患有抑郁症，她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孩子。每个孩子从父亲和兄弟姐妹那里得到的支持也有所不同，这种支持可以减弱母亲的抑郁症对孩子的影响。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离异这一事件往往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与完整家庭子女相比，离异家庭子女出各种问题（例如少年犯罪、抑郁、少女怀孕）的可能性要高两倍。但这个例子也表明，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主要取决于孩子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
很多研究证据表明，父母对待孩子的不同方式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精神分裂症与环境因素相关，这是无可争议的，即使“遗传基因理论”的支持者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现在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发展趋势与家人对患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父母的态度是导致子女精神分裂症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没有指出精神分裂症的起因。父母之所以消极，可能因为他们被那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子女折磨得身心俱疲，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对家庭关系的研究表明，与没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相比，在有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家庭中，父母往往更强势（或许是为了要压制特别不听话的孩子）。他们也往往更令人困惑（也许是被怪异的孩子搞晕了）；他们不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也许是为了控制那个本来就精神错乱的孩子）。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消极的照顾方式可能不是孩子造成，而是父母造成的。具有情绪问题的更可能是母亲，她可能容易抑郁或思维不连贯。如果母亲是这样的人，而父亲是个体贴而慈爱的人，并且很关心其中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不容易患上精神疾病。
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倾向于把他们的积极情绪投射到一个孩子身上，而以消极的态度和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另一个孩子。
乱伦是极端的双重束缚。孩子常常被告知，父母对孩子所做的事是自然而正常的，例如，在父–女乱伦关系中，他可能会告诉她，在尝试与外人发生性关系之前，她需要接受性教育，而他则会亲自来教。但是除了这些话之外，他还给出了一个矛盾的指令——伴随着严厉的威胁，他告诉孩子，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发生了什么。孩子会渐渐认识到，这个社会是禁止乱伦的。这种巨大的矛盾使孩子精神错乱。性虐待往往会导致“解离”症状。孩子会让自己的“精神”与身体分离，甚至从天花板上向下看，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忍受正在发生的性虐待。这种症状继续下去就是人格解体（即我不再是我），认为自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处于掌控地位或拥有权力的人——比如一个间谍。
早期情感剥夺，再加上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虐待，会增加孩子患解离症的风险。另一个早期情感剥夺会导致自体感弱并引发严重影响的有力证据来自精神科医生提供的另一组数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女性患者的子女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比男性患者子女的高出一倍。因为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母亲照顾婴儿，与正常的母亲相比，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更可能对婴儿照顾不周，这就表明，早期情感剥夺可能非常重要。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幼年时的经历至关重要，这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幼年的经历会影响我们一生。
假如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很霸道，那我们长大后遇到与父母类似的人时，就会使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行事，诱导或鼓励他们控制我们。这意味着与我们关系近的人都可能受到我们诱导——这一切（按我们的要求扮演我们过去生活中的角色）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即便如此，亲密关系可能还是建立不起来，因为亲密关系是双向的：除了我们需要他们如何做，还有他们需要我们如何做的问题，而这也基于他们的童年经验。由此看来，友情或爱情之类的亲密关系，不只是一方根据自己的过去来找到互补。建立这种亲密关系，需要双方都感觉自在，可以被对方塑造成符合对方童年经验的样子。
……
他们将自己的毛病塞满你，
再加点儿别的，特意为你。
我们的依恋模式主要受早期抚育方式影响，0.5～3岁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对其他人的基本期望。在0.5～3岁，你基本上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没有语言能力和社会地位，你的生存完全依赖照顾者。你与父母或照顾者的关系会泛化，影响你的一切人际关系，形成一系列假设的基石：他们能被信任吗？他们会喜欢你吗？你觉得他们会拒绝你或对你冷漠吗？他们是否靠得住，能满足你的情感、性和其他需求吗？在童年早期，如果你的主要照顾者反复让你失望（经常消失，或者在情感上忽视你），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你就会认为别人（工作中的同事或生活中的伴侣）也会如此待你。
虽然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本身不是一种精神疾病，但是不安全型依恋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安全型依恋者和不安全型依恋者之间的差异很深很广，并且在很小时就表现出来了。与有健康饮食习惯或稍微有些挑食的小孩相比，患有进食障碍（例如节食和呕吐）的小孩子更可能与母亲建立了不安全型依恋关系。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不容易交到朋友，更容易受欺凌或欺凌人。他们更可能变得有攻击性、抑郁或具有反社会倾向。不安全型依恋者在大脑和身体上不同于安全型依恋者，这些不同体现在右侧大脑的脑电模式、心率、体内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等方面。 成年后，不安全型依恋者更容易患精神疾病。就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你如果详细询问他们在童年期和成年期的人际关系，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依恋模式都是不安全型。患有抑郁症、神经症、厌食症和滥用药物的人更可能是不安全型依恋者，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也更可能是不安全型依恋者，在法西斯主义者当中，有3/4的人是不安全型依恋者。不安全型依恋者更有可能与配偶分居或离婚。作为父母，不安全型依恋者更有可能恐吓、不关心或抛弃子女。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在童年早期受到的抚育有关，这种说法似乎很奇怪。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童年经历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很大影响。下一节我们将详细介绍关于童年早期经历影响依恋模式的研究。
不论何时，我们的大脑中都存在脑电活动和化学物质的相互作用，这种脑的电—化学模式是思想和感情的基础。在你的大脑中，脑的电—化学的特定模式会对此时此刻此地发生的事情迅速反应。当我们开车时，如果前方突然冒出来一个行人，我们的大脑就会注意到这个事实，并指示我们的身体赶紧打方向盘。如果我们正在看一部悲伤的电影，它会引起我们大脑的变化，产生伤感的情绪。但我们童年早期经历的重要程度绝不逊于当下。童年早期经历决定了脑的电—化学模式，这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由于脑电波和化学测量的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预先存在的神经连接网络，我们在此基础上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网络的建立与我们在童年早期受到的抚育有关：经历发生的时间越早，对大脑的影响越持久。 与动物和人有关的研究表明，在动物刚出生不久（或者在人的童年早期），大脑的一个特定部位如果受到外界刺激，就会变得更大，神经元（脑细胞）之间会形成更多连接。外界刺激的频率和强度越大，大脑的那个特定部位就会变得越复杂。此外，在童年早期，经常重复的刺激会在大脑中产生一种稳定且不易改变的模式。源自童年经历的这些模式的总和，就是一个人成年后的人格、心理健康和智力的物质基础。
早期经历之所以会产生更大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童年早期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大鼠出生后的第1个月内，大脑的脑细胞之间会以每秒钟25万个的速度结成新连接。0～3岁是人类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2岁幼儿大脑中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量是其母亲的2倍。由于童年早期是大脑神经网络构建的关键期，童年早期的经历具有更持久和重要的影响。
大鼠的实验表明，如果幼鼠出生后有一段时间与母鼠分离，那么在几个月之后，幼鼠体内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仍然是偏高的。相比之下，幼鼠如果在丰富多彩的环境中长大，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大脑化学物质的组成也更好。与成对饲养或单独饲养在单一环境（只有食物和水，没有其他外界刺激）的幼鼠相比，生活在大笼子里（有一个迷宫，还有一个玩具区）的幼鼠会有更好的表现，其大脑关键区域有更多的神经元和连接。环境改善对成年大鼠的影响要小得多。如果实验对象不是幼年大鼠，而是成年大鼠，同样把它们分成三组（成对饲养或单独饲养在单一环境，生活在大笼子里），丰富多彩的环境并不会使成年大鼠的大脑有很大改变。
猴子实验也有类似的发现。从小猴受到的早期抚育就可以精确预测其大脑的化学物质水平，以及它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猴子。对恒河猴（Rhesus monkey）的研究发现，如果小猴一出生就被从母猴身边带走，跟同龄的其他小猴一起长到6个月，与母猴抚养大的小猴相比，没有母猴抚育的小猴更怕生，更恐惧新事物，在猴群里的地位是最低的。母猴抚养大的小猴更有安全感，社交能力更强，在猴群里的地位更高。至于没有母猴抚育的猴子，长大以后受到社交孤立的威胁时，其大脑和身体的应激反应也会有所不同。比起母猴抚养大的猴子，没有母猴抚育的猴子如果生了小猴，也会更疏于照料甚至虐待自己的后代，重复母爱剥夺的循环。
在童年时，不良经历越早出现［无论是受到性虐待、身体虐待或忽视，在0～6个月大（相比于6～12个月大）时缺乏足够的营养，遭遇父母离婚或分居、父母患精神疾病或者陷入财务危机］，影响就越持久，后果会持续到成年。与婴儿期相比，学龄期（5～10岁）不良经历的影响就不太持久和严重，但是学龄期不良经历的影响比青春期及以后的更持久和严重。
就父母离婚而言，与在20多岁时才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相比，在5岁时就经历了父母离婚的孩子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婴儿期的不良经历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基准水平被设置得过高或过低，而长大以后的不良经历就不会造成如此持久和严重的影响。
童年期的经历与我们大脑中的电—化学模式的形成有关，这会影响我们成年后的择友和为人处世的偏好。在童年期，面对父母的虐待，为了准备好“战斗或逃跑”，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持续过高，这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脑损伤，使我们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反应过度：恐慌、焦虑或自尊崩溃很容易被触发。就拥有抑郁母亲，并被虐待或忽视的婴儿而言，其体内的应激激素（如皮质醇）的水平都会升高。脑部扫描显示，他们的大脑额叶和右脑有异常的脑电波模式，与成年抑郁症患者的类似。
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反复遭受虐待、挫折、拒绝，就会形成类似的内在关系模式，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很难改变。
我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之所以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不仅因为童年早期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而且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在特定阶段对某些线索特别敏感。这被称为发育的关键和敏感期，它不是人类独有的。在某些鸟类中，雄鸟必须在孵出后的80天内听到并准确学会所有求偶歌，再晚就学不会了——这是一个涉及关键期的问题。
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学习关键期更像是敏感期。错过敏感期后，我们仍然可以学会一些东西，但成效有限。习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分别是关键期和敏感期的好例子。我们如果在6岁之前从未接触过任何人类语言，就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因此0～6岁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期。相比之下，一旦习得了第一语言，习得任何第二语言的敏感期都能延续到青春期。
0.5～3岁是婴幼儿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敏感期，在一个婴儿出生之前，通过测量他母亲的依恋模式，就可以精确预测出他在18个月大时的依恋模式。就像猴子一样，我们人类的依恋模式也通过父母对孩子的早期抚育代代相传。
如果孩子的母亲有抑郁症或暴力倾向，并在孩子形成依恋关系的敏感期实施了情感剥夺和虐待，那么通常来讲，孩子多年之后仍会有明显的心理问题。
孩子遭遇逆境时越小，情感发育受到的影响就越持久和严重，心理问题很可能是早期不良抚育造成的，与遗传的关系不大。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些研究的内容是母亲患抑郁症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影响。
在影响孩子的成长方面，母亲的作用一般比父亲大——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陪孩子的时间比父亲多得多。在抑郁母亲的照顾下，婴幼儿往往表现得更退缩、不活跃、不愉快。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更短，不敢大胆探索周围的环境。他们的语言和心理能力的发展也比较晚。在学步期（一两岁时），他们不会沟通和协调，倾向于对人怀有敌意和攻击性，而不是对人友好；长大之后，他们患抑郁症和具有攻击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一目了然：抑郁母亲与孩子互动少，不怎么对孩子的沟通尝试做出回应，倾向于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一切。抑郁母亲与孩子说话时声音沉闷，话语充满了负能量，总是说丧气话。母亲的行为导致了孩子的问题，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由患有身体疾病（但没有抑郁症）的母亲抚育的孩子中有8%容易受情绪困扰；相比之下，抑郁母亲抚育的孩子中有32%容易受情绪困扰，因为抑郁的母亲会以令人困惑的方式抚育孩子。
母亲患抑郁症对年龄较大的孩子影响比较小，对年龄较小的孩子影响比较大，是这样吗？研究表明确实如此。母亲患抑郁症的时间越长、症状越严重，在抚育过程中对孩子的基本需求就越不敏感，孩子以后有不安全感和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母亲在孩子的学步期患上了抑郁症，即便后来康复了，过了几年之后，她的孩子仍然更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患有抑郁症，孩子大脑的电—化学模式的形成就会受到影响，在母亲康复之后，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存在。在抑郁母亲的照顾下，婴幼儿就会有异常的脑电波模式，而异常程度与母亲抑郁症的严重性成正比。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行为会对婴儿的脑电波产生影响。在母亲表示否定或拒绝时，婴儿的大脑就会有相应的反应，当婴儿试图与母亲互动时，如果母亲对此不敏感，婴儿的脑电波就会发生变化。这种脑电波异常将会对婴儿产生持续的影响。当母亲不在身边时，婴儿脑电波的异常模式仍然存在，这表明母亲与婴儿的关系将会影响婴儿的表现及其与其他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母亲患抑郁症时孩子越小，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根据鲍尔比的理论，就依恋关系的形成而言，0.5～3岁受到的早期抚育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主要照顾者经常离开，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没有反应（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就会引起孩子的恐惧和焦虑，因为担心自己得不到照顾者的爱（在本章中，我将混用“照顾者”和“母亲”这两个词，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主要照顾者）。这种焦虑持续到成年，在以后的亲密关系中会被触发。在婴幼儿期，如果我们的依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永久陷入缠人型依恋模式，无法放松，不相信一切都会好。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害怕被亲密的人抛弃或拒绝，因为他们在童年早期有过那种经历。在童年期形成了某种依恋关系模式之后，他们就会认为依恋关系永远是这样的。
温尼科特曾写道：“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意思是，如果没有照顾者每天无数次把想法和感受传递给婴儿，那就没有婴儿这回事。事实上，对于在孤儿院生活的孩子们的研究表明，如果照顾者只关注婴儿的生理需求（身体基本需求），不关注其情感和社交需求，这个婴儿就更可能死亡，并且肯定不会茁壮成长。
如果母亲是一个共情能力较强的照顾者，她能很快学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婴儿在注视和转身方面与生俱来的节奏。母亲和婴儿就像一对舞伴，在狂热与平静交替的舞蹈中，不断变换行为模式。例如，婴儿叫喊三声，一声比一声长：“Eh, Eeh, Eaarg!”母亲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模式来回应——摆动手臂，模仿它的节奏：小幅度摆动，大幅度摆动，更大幅度摆动加上方向的轻微改变（以表达最后一声“Eaarg”中的“arg”音）。母亲摆动手臂来回应婴儿的叫声，轻拍或轻抚来回应婴儿的目光注视——母亲和婴儿之间不断进行着的这种交流被心理学家称为“交叉知觉模式匹配”（crossmodal matching）。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否发生，以及如何进行，是由母亲而非婴儿决定的。温尼科特提出了“正常程度投入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母亲的共情对婴儿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就像食物对婴儿的身体健康那样重要。如果婴儿的母亲不懂共情，当婴儿扭头看别处时，她就会误以为这个动作是拒绝或操纵性的。她会有侵扰性的举动——冲婴儿说话或者抓住婴儿，让婴儿看她，而非适应婴儿的愿望。如果母亲不考虑婴儿的需求，完全按自己的时间表给婴儿喂奶或抱起婴儿，她就劫持了婴儿体验自身需求的能力，婴儿就会向外寻求自体定义。温尼科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就会形成一个“虚假自体”（false self），感觉自己无价值和无能力。在以后的生活中，自体感弱会成为人格障碍的症状，如果自体感特别弱，个体就可能患上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缺乏共情的母亲会通过每天无数次的细微互动，以数不清的方式影响婴儿的成长。其结果是，婴儿逐渐失去快乐的能力，并且会通过两种主要的方式进行补偿。
在情感剥夺的环境下，婴儿缺乏快乐，并且可能通过与多动症相反的一种方式来补偿——这是一种自我压抑、消极绝望的状态。如果受到极端缺乏共情的早期抚育，婴儿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身体，将其作为获得满足感的最后来源：摇晃身体、转头、寻求感觉刺激、抓挠皮肤或自慰。最终，如果仍然得不到满足感，婴儿就会完全退缩，变得嗜睡、昏昏沉沉、对刺激没反应、软弱无力；呼吸变得又浅又慢，不愿意吃东西。婴儿脸上留着泪痕，面无表情，回避他人。由于照顾者的不敏感和缺乏共情，婴儿变得毫无反应，以避免重复痛苦。
多动和抑郁是婴儿应对快乐缺失的方式，它们在婴儿大脑中确立了一种脑的电—化学模式：与享受共情的婴儿相比，受到不良抚育（缺乏共情）的婴儿在体内激素水平、脑电波模式和心率方面都有所不同。这就埋下了人格障碍的隐患。然而，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通过重写来修改，婴儿的大脑也有可塑性。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良好的经历可以改变其对生活的期望，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大脑始终有可塑性，对环境高度敏感。
斯托尔写道：“人类的婴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无助，无法独立生存。”如果没有人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终会变得极度缺乏安全感，“如果他允许别人在情感上与他亲近，无论他事实上是多么有能力或强大的男人，仍然会觉得自己完全受别人支配着。”
我们应对逆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在婴幼儿期的类似经历的影响。一个婴儿在等待被喂食、哭着求抱抱，或感觉太热或太冷时，便处于弱势的状态，完全无能为力，任由照顾者摆布。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婴幼儿期，我们有时也会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人格障碍者和其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人格障碍者在婴幼儿期受到了更长时间和更大程度的缺乏共情照顾，已有研究表明，早期情感剥夺与长大后的人格障碍直接相关。
在婴儿期，情感被完全剥夺的孩子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关于这种极端情况，已有39个详细记录的案例，这些孩子要么是在野外被动物养大，要么是从小被隔离，除了能获得食物之外，得不到其他任何照顾。他们的语言能力没有发展，也完全没有社交技能，他们的人格是完全混乱的。在这种极端的早期情感剥夺之后，有些孩子得到了养育者的悉心照顾，他们在语言、智力和社交技能方面会有所改善。然而，后来的照顾并不能逆转早期情感剥夺造成的伤害。这样的孩子自体感弱，并且有严重的人格障碍。
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在边缘型人格障碍者当中，有84%的人遭受过来自父母双方的某种形式的虐待，相比之下，在其他类型人格障碍者当中，有61%的人遭受过来自父母双方的某种形式的虐待。尽管如此，至少在理论上，人格障碍的原因可能在于孩子的遗传气质。一个婴儿可能生有困难型气质，这将使他的父母难以共情。如果一个婴儿天生就很不愿意与人进行目光接触，经常烦躁不安，特别爱哭，或很少睡觉，那么其父母可能会放弃与之建立情感联结，不愿与之共情。的确，婴儿既没有力量来控制父母，也不会绞尽脑汁来影响父母。但是因为大多数父母都很想尽最大努力使婴儿快乐，一个困难型的婴儿会特别令父母痛苦，因为父母觉得自己不会照顾婴儿。另一种完全可能的情况是，带有基因决定的困难型特征的婴儿，其父母可能本身就有缺乏共情能力的遗传倾向，这真称得上是一个双重打击。不仅孩子天生就不愿与父母交流，父母本身可能也有不爱交流的倾向：不良交流可能是遗传与双方相互影响造成的。
头胎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大多数女性的心理健康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大约有10%～15%的母亲会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在婴儿1岁时，大约有25%的母亲会患上抑郁症。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没有患上抑郁症的母亲也会因为照顾婴儿而产生烦躁情绪（一种与精疲力竭有关的情绪低落和轻度抑郁）。最近一项对1,000名英国母亲的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母亲说她们感到精疲力竭，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容易被婴儿激怒，对于照顾小婴儿的母亲来说，她们平均每晚睡4小时。家有2岁以下婴幼儿的母亲当中，有4/5的人表示，因为照顾婴幼儿，她们与伴侣或丈夫的关系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争吵不断；2/3的人表示，她们“完全熄灭了欲火”。有时，她们无疑也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但是在婴儿适应了日常（尤其是夜间）稳定的睡眠和饮食模式之前，她们很容易有失去控制的可怕感觉，容易被婴儿激怒，并伴有慢性绝望情绪。
在几周至3个月大的婴儿当中，大约有20%的婴儿会发生肠绞痛（colic），就是每周至少发作3天，每天至少哭闹3小时。如果婴儿发生肠绞痛，其哭闹会从出生后2周左右开始增加，在出生后第2个月达到高峰。婴儿长时间地剧烈哭闹，安抚或喂食都不能使之缓解，在哭闹的间歇也显得烦躁不安。婴儿的长时间哭闹通常发生在傍晚，也就是母亲最疲惫的时候。婴儿常常握紧拳头，双腿弯曲向腹部，背部拱起，脸涨得通红，表情痛苦，腹部硬而胀，经常伴有胀气和呕吐。令人困惑的是，婴儿的哭闹似乎没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可能会突然出现和自发停止。
关于婴儿肠绞痛，尽管研究人员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发病原因。相反，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婴儿肠绞痛似乎是罕见的，甚至是未知的，这表明它不是一种疾病，例如细菌感染之类。研究人员发现，婴儿肠绞痛的发生与喂养方式（母乳喂养或配方奶喂养）无关。据最权威的专家估计，发生肠绞痛的婴儿当中，只有大约5%～10%有身体上的病因。更重要的是，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即使不是所有的新生儿，大多数新生儿都会有一些肠绞痛的症状，有些新生儿被诊断患有肠绞痛是因为他们的哭闹发作得更为严重和频繁。婴儿哭闹是普遍现象，哭闹严重的婴儿就会被诊断为肠绞痛。对于新生儿来说，哭闹或肠绞痛可能是正常的，是适应用胃消化食物（在母体子宫里的9个月都是通过胎盘吸收营养的）和子宫外的生活造成的，例如需要适应肠道微生物。虽然新生儿对这些新情况的敏感程度可能有很大差异，但有证据表明，很关键的影响因素是，母亲对婴儿哭闹的反应。
如果母亲能够把发生肠绞痛的尖叫婴儿交给其他人照顾，自己抽时间小睡一会儿，那母亲和婴儿都能获益。但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婴儿就会变得越来越痛苦，母亲则会变得更加抑郁，这样她便更不能与婴儿共情，致使婴儿的痛苦进一步加重……在婴儿两三周大时，一种地狱般的情景正在形成，母亲的睡眠时间非常少，婴儿一醒来就哭，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似乎要么在哭闹，要么烦躁不安。这个恶性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如果不把它打破，婴儿以后可能会出问题：发生严重肠绞痛的婴儿，在3岁大时更容易出现多动症、脾气暴躁和睡眠障碍等问题。
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与伴侣有良好的关系，婴儿患肠绞痛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此外，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历了很大的压力，觉得自己在社交上被孤立了，并且预期自己在婴儿出生后需要很多帮助，她的婴儿就更有可能患肠绞痛。
由于母亲和胎儿通过胎盘相连，精神压力对母亲的身体影响（例如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的升高），会直接影响胎儿血液中的皮质醇水平，这很可能导致胎儿出生后更容易患肠绞痛。
其他研究表明，婴儿的母亲与外婆的关系，以及母亲自己的童年经历，也会影响母婴关系（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后者会诱发婴儿肠绞痛）。研究人员对怀孕期间或产后几天的婴儿母亲进行访谈，如果婴儿母亲回忆起自己童年时的痛苦经历，预期自己的母亲不会提供支持或会干涉过多，她们的婴儿就更有可能患肠绞痛。某些婴儿肠绞痛的代际传递很可能不是因为遗传基因，而是因为婴儿母亲与外婆之间的不良关系。最简单的情况是，外婆会向婴儿母亲传授可能会加重婴儿肠绞痛的照料方法，比如，外婆主张在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周里，婴儿母亲不应经常抱起婴儿，不应按需喂养婴儿。有的外婆可能无法提供帮助——她们还记得自己当妈妈时照顾肠绞痛婴儿的可怕经历，她们的女儿产后得不到亲妈的帮助，因此更容易疲惫和感到孤立。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外婆仍然与自己已成年的女儿纠缠，不肯放手，把女儿当作孩子对待，那么她就可能会干涉过多，使她的女儿变得焦虑和愤怒，从而无法平静地应对婴儿哭闹和肠绞痛迹象。如果外婆和母亲在童年时都受到过缺乏共情的照顾，使她们没有能力提供共情照顾，改变恶性循环，这一切都可能变得更糟。 当然，除了婴儿肠绞痛之外，婴儿母亲可能还要面对其他问题。刚出生时，大多数婴儿并不是不爱吃奶、难入睡，也不是特别情绪多变、软弱无力、被动……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确实各不相同。其原因与基因没有什么关系，意大利的一项关于胎儿期双胞胎的有趣研究表明：胎儿期经历的差异是很大的。再加上出生过程中的困难，新生儿的气质各不相同就不难理解了。但关键的发现是，无论出生时是什么样子的，婴儿在6～12个月大时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是由母亲对婴儿的反应决定的。一般来说，如果母亲能够给婴儿共情照顾，困难型婴儿会变得容易养，反之，如果母亲不能给婴儿共情照顾，容易型婴儿也会变得难养。如果有人给困难型婴儿的母亲提供辅导，教会她们照顾婴儿，很快她们就不再认为婴儿有问题了，因为婴儿在吃奶和睡眠上更有规律了。
研究表明，在母亲患抑郁症的情况下，缺乏共情的照顾会使婴儿的脑电波模式从正常变为异常。无论婴儿最初的气质如何，婴儿的右脑都会受到长期损害。
如果抑郁母亲不能给婴儿共情照顾，婴儿的脑电波模式就会改变，无论婴儿出生时的脑电波模式如何。有趣的是，在婴儿两三岁大时，即使母亲的抑郁症痊愈了，婴儿大脑受损的迹象仍然存在。婴儿的脑电—化学的病理模式是缺乏共情照顾造成的，其影响是持久的。
对于患抑郁症风险高的母亲来说，如果缺少伴侣或朋友提供的社会支持，一个困难型婴儿就很可能使她的情绪从悲观变为绝望。在这个非常局限的意义上，婴儿出生时的气质可能会导致母亲患上抑郁症，从而使婴儿无法得到共情照顾。 当然，有一种婴儿可能很难养，像来自地狱的婴儿。据估计，每2000个婴儿中，就会有一个婴儿几乎没有能力与父母或其他任何人进行情感交流。这样的婴儿长大以后会缺乏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谁。再多的共情照顾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如果运气足够坏，几乎任何精神健康的父母都可能因为这样的孩子受到严重情绪困扰。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孩子患有自闭症，父母的应对方式也会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能得到帮助，在孩子还只有两三岁时，开始对孩子进行训练，帮助孩子克服情感缺陷，那么孩子以后的发展就会好得多。一般来说，自闭症儿童最终会得到国家的照顾，在福利机构生活，但如果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对孩子有特殊的承诺，并且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和专业的帮助，那么孩子长大以后就有可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对于许多母亲来说，婴儿的出生可能会对其心理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这个社会做得太少了，对新生儿母亲的心理健康没有足够的重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婴儿的情绪状态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照顾者每时每刻的共情水平，而一般照顾者的共情能力是不受婴儿心理特征控制的。两个简单的事实突出了这种力量对比。首先，每4个婴儿中就有3个在1岁之前被父母打过，而婴儿是不可能打父母的；其次，婴儿（2岁以下）被杀害的概率是其他年龄组的人的4倍，而婴儿是不可能杀害父母的。
因此，婴儿的自体感弱是由缺乏共情的照顾（而非基因）造成的，这会影响婴儿的脑电—化学模式的形成，但是童年期的经历可以改变大脑的模式。它可能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是否出现人格障碍，以及出现什么类型的人格障碍——在多大程度上自恋、成瘾、心理变态。因此，确切地说，婴儿期遭受情感剥夺并不一定会导致人格障碍，但它造成了脆弱性。童年期的经历、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这些因素与孩子长大以后是否出现人格障碍有关。 婴儿期之后，在童年期遭受的忽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是最大的预测因素，可以预测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否有人格障碍。对成年人的访谈发现，人格障碍者中大约半数有童年受虐经历——在没有人格障碍或其他类型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的患者中，有童年受虐经历的人所占比例要少得多。与没有童年受虐经历的人相比，有童年受虐经历的人出现人格障碍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事实上，有的人格障碍者可能在婴儿期形成了强的自体感，但是由于在童年期遭受严重虐待，其自体感被削弱了。
一个人在婴儿期及其后经历的事情很重要，可以使源于婴儿期的潜在人格障碍变为现实。
我们在婴儿期受到的照顾与自体感形成之间的联系是幽灵般的：它在那里，但我们看不到它。然而，它在解释一系列因果联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童年期结束时，我们不仅形成了或强或弱的自体感和良心、各式各样的依恋关系模式，还有在家庭剧本中各不相同的角色。理论上它们可以有几十种组合，但实际上，一些组合比其他组合更为常见，因为在养育孩子方面，父母无论是敏感和共情的，还是相反的，通常会保持一个状态。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而成为自体感弱和有人格障碍倾向的人，也很有可能是缺乏安全感的混乱型依恋者，他们都可能有脆弱的良心，因为在整个童年期，他们的父母可能一直在虐待他们。相反，自体感强的人往往是有安全感和善良的良心的人，他们的心理最健康，因为他们有敏感的权威型父母。
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 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据我所知，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催眠疗法实际可行。但即使它是可行的，我也会怀疑它的可取性。若要改变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关键不是压抑现实，而是内省。我们能够描绘自己，分析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评估自己的动机——这些能力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最有价值的是要认识到，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是过去经历的一种表达。在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我们就会有所改变。
内省的发生必须有情感和重新体验。
如果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特别是在度过了糟糕的一天之后，或者是莫名其妙地情绪低落时，那就比较安全了。在这种情绪中，我们可以短暂地领悟关于自己的真相。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快乐的生活状态可能与自己的行为或信念有关，我们就会更愿意去质疑自己的行为或信念。一个有同情心并且愿意听你倾诉的朋友可能会帮到你。
在内向或外向，以及对他人的怀疑或信任的程度上，人与人之间有很大差异。虽然大多数人会时不时地向亲近的人敞开心扉，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这么做，要么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能理解或关心他们，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利用，因此不肯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别人。对于抑郁的人来说，他们的消极情绪很容易使自己被孤立，他们的无力感使他们变得沉默寡言。
倾诉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内省。有些抑郁症患者会向别人倾诉，他们很容易以消极和强迫性的方式谈论自己，这很快就会把倾听者吓跑了。他们可能会透露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以及太私人的细节，不适合社交语境或与倾听者的亲密程度。他们可能会向新认识的人倾诉，跟人家说自己的婚姻有多不幸或者自己的孩子有多不听话，而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他们的倾诉中充满了沮丧，与他们交谈之后，倾听者会感到害怕。 因此，他们很难交到新朋友，这只会让他们越发觉得自己愚蠢、丑陋或不会社交。他们的自我暴露（self-revelation）不是为了寻求真相，而是摆脱沮丧情绪。
人格障碍者也常以弄巧成拙的方式倾诉。自恋者只喜欢谈论自己，仅把别人看作一群仰慕者，或一面可以打扮自己的镜子。在交流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允许别人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就像被卡住的双向无线电，只能发送，无法接收，所以不可能从自我关注的世界之外获得知识。
另一个听不进别人观点的群体被称为压制者（repressor），在人群中占10%～20%，他们把自己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生活中的消极方面抹去。他们有着不屈不挠的乐观态度，这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身上任何令人不快的方面。
我们更加开放，这是好事，因为它标志着老一辈人的自我压抑的结束，那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问题在于，人们可能把露骨的自我暴露和诚实混淆起来，把过度的自我关注误认为是内省，把热情真诚和探求真相混为一谈。
鉴于我们的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控制他们所做的事，责怪父母是不恰当的。另外的原因是，如果我们责怪父母，也意味着我们可能有理解力，但缺乏内省。因为责怪意味着我们仍然感到愤怒，无法通过自我觉察来驱除愤怒。至于小时候受到父母怎样的对待，我们并没有省察，即使现在，我们仍在体验以前受过的虐待。那种经历仍在折磨着我们。
我们的情绪审视的一个有趣的应用是，理解别人，通过了解别人的过去经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来理解他们。这比自我分析容易得多——谁不喜欢分析别人呢？除了有趣之外，还可能非常实用。例如，如果我们的老板吹毛求疵，把所有员工都逼疯了，我们可以通过密切关注他带给我们的感受，来减轻和他打交道的负担。很多时候，他所做的就是把他自己不想要的感受投射到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感到莫名其妙的羞辱、愤怒或恐惧，那很可能是他的真实感受。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心情好多了。我们如果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比如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童年经历），就会很快发现，与我们打交道时，他正在重复什么经历。
孩子生来就有一定的遗传倾向，这会影响父母应对他的方式。此外，父母抚育孩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遗传的。但这并不是全部。父母对孩子的反应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基因表达，对于一个天生内向的孩子来说，他如果受到父母的积极鼓励，就会变得不那么害羞，对于一个天生外向的孩子来说，他如果受到父母的约束，就会有所收敛。这两种类型的孩子分别有内向和外向的倾向，但他们的环境会改变其表达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早期经验可能比后期经验更重要，但也不一定——他们当前正在经历的事情往往更为重要。
成就特别高或特别低的人，几乎都不具有强的自体感、安全的依恋模式或善良的良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童年经历是这样的：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早期抚育，在3岁前受到不敏感的照顾，在3～6岁受到专横、混乱的管教，或者被忽视。因此，极端的成功和失败都可能源于童年的逆境。
如果一个人不仅自体感弱，而且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由于0.5～3岁受到不敏感的照顾所致），这个人有成就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有些人属于自体感强但是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的，他们能够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尽管他们的不安全感会阻碍他们的职业发展。回避型依恋者很容易被同事惹恼，更喜欢单独工作。他们的粗鲁使他们难以相处，不受欢迎。尽管他们可能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喜欢埋头工作，以避免经历在社交生活中被拒绝的痛苦），但是他们的不合群会阻碍他们的职业发展。悲观情绪和不恰当的攻击性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工作上的决定，也可能在晋升时对他们不利。
在童年后期，父母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很重要，对孩子以后的学业表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阅读、写作和算术方面，如果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基本指导，孩子在学业上就会表现平平，特别在他上了质量较差的学校时。然而，这种差距可以在以后被逆转，在青少年期或者20岁左右时，通过坚定的努力，孩子在学业上就能够有很大的进步。对孩子来说，遭受反复无常、胁迫惩罚，或者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比如父母双方都没有对孩子的学业或其他进步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带来的伤害更大。即使孩子能获得良好的学业辅导，这种教养方式也可能会造成孩子终生缺乏动力和专注力。因为得不到父母的鼓励，孩子的自尊心受到重创。在家里不受待见，或者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父母偏爱，孩子就会更加没有自信。除此之外，如果父母相处不好，或分居、离婚，子女就很容易表现不佳，其中女儿受到的影响更大。
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走错了路。缺乏共情的照顾会使我们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基本假设：我们是不可爱的，影响不了他人的行为。通常来讲，如果早期不良抚育使孩子产生了被遗弃或排斥的恐惧，孩子就会不信任别人，并且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安全感，这需要很多努力才能改变。这样的孩子如果在童年后期又受到过度控制，遭受反复无常、具胁迫性的惩罚，那么他们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就会更加不稳定。除此之外，在家庭剧本中，这样的孩子可能是个不可靠、不够好或不讨人喜欢的角色，这也会影响孩子成年后的爱情生活和工作。
早期经验，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出生前的经验（比如乐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兴趣、友善程度和幽默程度。我们的个性是童年早期关系塑造的，与基因的关系不大。 人格障碍，如反社会行为或极度自恋，可追溯到婴儿早期。如果缺乏共情，我们就会通过“否认”或“全能”来保护自己，建立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扭曲的感知。 童年期的受虐经历会使这种扭曲变得更严重。
在童年后期受到混乱的照顾，遭受反复无常的、具胁迫性的惩罚，孩子就会变得易冲动和追求感官刺激。如果这与自体感弱和不安全的依恋结合在一起，孩子就会变得难以忍受挫折。由于没有稳定的基础可以依靠，所以当我们遇到阻碍，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时，就会不管不顾地走捷径。
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在0.5～3岁经常被拒绝或被抛弃，这个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有沮丧的倾向：具有不安全依恋模式的成年人更容易患抑郁症。受到早期不良抚育的孩子，以后是否会得抑郁症，还取决于童年后期的经历。如果一个孩子在童年后期经常受到轻视、虐待、过度控制或忽视，这个孩子以后患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增高。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不受待见，或者感到自己比不上兄弟姐妹或同龄人，这个孩子就会成为低自尊的人。 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例如只有考出好成绩，才能得到爱），那就容易使孩子情绪低落。完美主义的父母会培养出过度自我批评的后代。如果父母对孩子要求过高，用高不可及的道德或其他标准要求孩子，无论孩子做得多好，父母都觉得不够好，那么孩子就会形成过度惩罚性的良心，从而走向抑郁。 如果夫妻敌对，不管他们是否在一起，他们的子女都更有可能患抑郁症。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婚或分居的孩子，长大以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比一般家庭的孩子高一倍；如果一个孩子5岁时成长在父母关系不和谐的家庭，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患抑郁症的概率比一般家庭孩子的高4倍。
在2岁前接受缺乏共情照顾的成年人更有可能出现人格障碍症状。早期受到不良抚育的混乱型依恋者更有可能成为人格障碍者。一个孩子如果自体感弱，又没有能力持续应对人际关系中的挫折，那么成年后就更有可能发展出异常的防御机制，用以对抗抑郁（在人格障碍者当中，有一半的人患有抑郁症）或逃避精神分裂（人格障碍距离精神分裂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在童年后期遭受过身体虐待或性虐待，自体感弱的人更容易患有解离症状，发展出次人格。在婴儿期受到共情照顾的孩子，即使后来受到过虐待，长大以后也不容易出现人格障碍。
如果一个男孩从出生到3岁期间没有受到共情照顾，他就会变得愤怒和好斗，长大后可能具有暴力倾向。在3～6岁受到不稳定、具胁迫性的管教（特别是在父母关系不和谐，且母亲因患抑郁症而易怒的情况下），可能致使男孩长大后颇具有暴力倾向。 遭受暴力虐待的男孩可能会成为暴力的男人。遭受身体虐待会导致抑郁，男人经常通过喝酒来缓解抑郁；醉酒后又容易产生暴力行为。童年受虐经历给男孩提供了一种模式，他会认为暴力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表达沮丧和愤怒的方式。社会上对暴力行为的间接鼓励（例如相关的电影、电视剧或宽松的枪支管理法案），增加了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使用暴力来应对偏执和抑郁情绪的风险。 偷窃者可能缺少家教，不知道偷窃行为是一种错误（甚至认为偷窃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很可能受过情感剥夺——1/3的监狱囚犯在童年时曾经住过福利院（大多因遭到父母虐待而入院）。
婴儿期的共情照顾缺乏可能包括这样的情况：婴儿在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在不饿时被强迫进食。这可能会成为绝食或暴饮暴食的模板。绝食或呕吐的幼儿往往有不安全的依恋模式，这是0.5～3岁受到不敏感的照顾导致的。
了解童年经历对我们现在的影响，会带来深远的实际影响，对我们整个社会也同样重要。教养（而不是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父母如果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孩子的心理（正如认为基因是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那些人），就更有可能虐待孩子。如果父母认为自己与孩子的不良行为无关，他们就更有可能虐待自家孩子。即使与别人家的孩子在一起，而且不听话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会变得更加易怒、想发火。这表明，就基因和教养而言，如果人们普遍相信基因至关重要，数以百万的儿童的发展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社会阶层越低的人，体内的5-羟色胺水平也会越低。有趣的是，暴饮暴食、肥胖或抽烟喝酒的人，体内的5-羟色胺水平通常也较低——而这些特征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中更为常见。几乎可以肯定，5-羟色胺水平低与不同的童年早期经历有关。大鼠实验表明，对于出生后头7天被母鼠忽视的幼鼠来说，其大脑海马的5-羟色胺水平会下降；同样，对于出生后头6个月被母猴忽视的幼猴来说，其5-羟色胺水平也会下降。人类可能也是如此，在童年早期被忽视或虐待的孩子，其5-羟色胺水平可能也会下降。简而言之，科学证据表明，社会等级（而不是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不同的早期抚育方式，使不同阶层的人在大脑和激素水平上拉开差距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只是向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发放提高5-羟色胺的药物（例如百忧解），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