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散文，名家辈出，尤以八大家为最。八大家者，乃唐宋八大散文家之合称，即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代之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唐贞元、元和间，韩柳掀古文运动之浪潮，乃使唐代散文发展极盛，而成“辞人咳唾，皆成珠玉”之势。及至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其荐拔并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时人及后世的散文创作影响深远。

      今启笔端，总题先贤，概况人事，全貌以观： 韩愈师说劝学篇，封建高论柳宗元。醉翁欧阳秋声赋，明允苏洵论辨奸。苏轼前后赤壁赋，安石谏议记褒禅。苏辙枢密三国论，曾巩文章古今传。

七言排律·总题唐宋八大家

古文运动立高峰，

八位大师珠玉琮。

韩柳双星称领袖，

道经一脉贯心胸。

修翁魁首豪英醉，

弟子风华翰墨宗。

川蜀三苏优学士，

声名四海响洪钟。

庙堂进退忠良苦，

江汉王曾妙笔雄。

唐宋文编传后世，

流光溢彩永雍容。

      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及宋朝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指的是先秦和汉朝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除唐代的韩愈、 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主要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一场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 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衰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答李翊书》）。

      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写作。

      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能出现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的状况表示愤慨，“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与杨京兆凭书》）。故，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

      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仅有的两个唐朝作家。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

      中唐后，由于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自晚唐至宋，逐渐衰微，骈体文又死灰复燃。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骈文又成为文坛主流。于是又开始了古文和骈文的新一轮的斗争。到宋代中叶，由于欧阳修的创导，又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为诗文革新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方向。他还注意培养选拔古文高手。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都是他的门生。他们的散文创作，继承和发扬了韩柳的传统，又别开生面，异彩纷呈。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对古文运动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八大家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下不少名篇传诵后世。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这一次，挽转文坛、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身上。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就文的方面来说，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认为，“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比韩、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柳宗元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八先生文集》，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2020.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