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冬天，那一日风和日丽。
刚刚吃过早饭，母亲把刷锅水倒给早已等在圈里急不可耐的小黑猪儿的时候村口的铃声便响了。于是，母亲匆匆地收拾了一下，便关上门，抱着我往村口走去。
铃铛 挂在村口的一棵大柳树上。估计也得有十来斤重。一条麻绳从中间的铃锤下面垂下来，刚好能被一个成年人拉住。
敲铃的人是村里的队长周国营。他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黑黑的脸膛泛着红光，声音洪亮。他有七个孩子，三个儿子四个闺女。由于世代贫农，所以大家选他做了生产队长。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火车头”(一种棉帽)——据说这是他大儿子从部队给他寄来的，暖和得很，摘下帽来可以看到热气腾腾。上身穿着一件黑棉袄，看得出是刚做好不久，干干净净，手工做的纽扣并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的白色棉布衬褂，衬褂上一排整齐的纽扣从上到下扣得严严实实。下身是一条蓝色的棉裤，不胖不瘦，非常和身。脚上穿一双新棉鞋，黑色的面儿，白色的底儿，据说那鞋底儿还是他闺女拉的，穿在脚上非常精神。
那时候人们的衣裳都是手工做的。布是自家纺棉织的，从帽子到鞋袜都是女人们一针一线缝制的。只要一到农闲，女人们不是纺花就是织布。谁家媳妇的针线活好，便是那家男人的骄傲。
社员们很快就到齐了。男人们穿着棉袄、棉裤、棉鞋，头上戴着护着耳朵的棉帽。颜色各不相同，新旧不一。也有穿着单鞋不戴帽子的，耳朵冻得通红，缩着脖子、抄着手直跺脚。还不时的擤着鼻涕，间或向两手哈着气。女人们穿得比较臃肿。仿佛她们都非常怕冷似的，棉裤肥大而长，偏襟小袄的纽扣都在左腋下斜扣着，又厚又重，外面还要加一件破褂子。头上顶着各色各样的毛巾——有的是自己织自己染的棉蓝布，有的是从供销社买的三角巾，裹着头，包着脸，系在下巴上。
看看人都到齐了，周队长便大喊道:“今天都到大队里去开会，一家最少去一个人，最好是都去！公分儿照发！不去的扣分儿！”说完他便领着头儿向大队部走去。人们忽然都兴奋起来，叽叽喳喳地议论着，逶迤地跟着他走。这中间当然少不了成群的吵吵闹闹的孩子们。
周楼大队一共由五个自然村组成，人口大约三千多。“大队部”其实就和周楼小学在一起。小学前排的两间土坯房提供给大队的干部们办公，这里就成了“大队部”。还在门前挂了一块白油漆的牌子，上面写着“周楼大队”几个黑色大字。由于长年的风吹雨淋字迹已经有点斑驳。
生产大队的全体会议并不经常举行，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估计一定是有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才举行。比如秋收前的总动员、冬季规划兴修水利等等。
千人大会的会场其时就设在“周楼小学”的外面。为此学校还专门放了一天假。孩子们都高兴坏了，兴高采烈地跟着大人们来凑热闹。
小学校的土墙外是一条不太宽阔的土路。——当时的农村全是土路。除了生产队的“太平车”和家家户户的独轱辘小推车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交通工具，日常里人们全是步行。因此所有的路好像都很平坦，不像现在到处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这条路的两边有两排大杨树，一排挨着学校的土墙，一排在路的另一边。杨树的叶子都落光了，只剩下枝条直直的伸向天空，挨边儿的两棵互不相让，仿佛还在不停地竞争着。
主会场就在另一排杨树的外面那片宽阔的空地上。
由于多日未落雨雪，地面干燥而松软，上面甚至还有一层松动的浮土。于是这又成了孩子们的好玩具，他们三个一簇五个一群的拢着浮土“垒长城”、“堆瓜园”，真是玩得不亦乐乎！主席台远远地搭在前面，好像一个大戏台。五个村庄的社员都聚拢到这里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的拎着小板凳，有的提着小木墩儿，还有的不知从哪里捡了块半截砖头胡乱地垫在屁股底下。但多数人还是靠着树根儿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不了起身时掸掸身上的土。中午的阳光和煦而温暖，毫不吝啬的照耀着这群朴实而勤劳的人们。
待人们陆续坐定，大队书记王福广便开始了讲话。
大队书记是我那时见过的最大的官儿。当时公社里的干部少，大队里的事情他们很少参与，一切都放权与大队书记。他个子不高，白白胖胖，头发稀疏。和别人格外不同的是棉袄外面还披着一件做工非常讲究的黑色的棉大衣。只见他表情严肃，声音不高而威严。别说小孩子们不敢接近他，就连平日里我们惧怕的大队长仿佛也惧他三分！
他对着话筒轻咳了两声，会场里立刻安静了下来。两个大喇叭里便传出他断断续续的声音。也许是由于设备的问题，刚开始喇叭的传音并不通畅，声音时而大时而小，仿佛在线路中间遇到了阻碍。几经调节终于顺畅起来，书记的话也变得抑扬顿挫了。
但孩子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对这样的千人大会感到兴奋而好奇，不时地在大人们中间穿梭往来，一会儿和陌生的小伙伴玩一会儿，一会儿又钻到母亲的怀里去吃奶。妇女们对大队书记的讲话好像也不太感兴趣，仿佛来的时候她们就带好了活计，现在都一一地拿了出来。至于书记讲了什么通常都是等散了会之后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男人们询问。她们一边小声的互相拉着家常一边熟练的拉着鞋底子。
拉鞋底儿可是一个技术活。首先要把早已用面糊粘好的棉布被儿按鞋样儿一张一张的剪下来，然后五六张整齐的摞在一起，大约在一公分厚，再用白布条包好边儿，用稀面糊粘牢，接着在上面蒙上一层白布，用针线前后左右的固定住，随后便是从鞋后跟儿开始穿针引线一针一针的往前拉，力道均匀有致，直到拉到前端为止。针的长度大约在两三公分左右，几股线和在一起撵成绳子，绳子头儿从针鼻儿里穿进来，然后把带着一米多长绳子的针从鞋底这面使劲儿的穿到那面，拔出针，绳子便刺刺拉拉地随着拉过来，接着又从这面穿过去，再从那面拉过来，反反复复，刺刺拉拉，不知要几百个来回。由于鞋底儿厚而硬，她们中指里面都戴着一个小巧的木头做的骨碌子，针尖扎进鞋底儿的时候顺势在针的后面用劲儿一顶，那针便顺利的穿了过去，然后用力一拔，这遭便告成功。拉鞋底儿往往是姑娘、媳妇们展示自己针线活的最佳方式。熟练的女人们用的针不长不短、不粗不细、明晃晃又尖又亮，不管多厚的鞋底儿，只要一扎、一顶就透，大拇指二拇指稍一用力便从那边拔出来，优雅的一拉一紧便又穿了过去。有时候还要把针头在额头的发迹间毕一毕，好使针更加光滑顺溜。而有些人则不然，针又大又粗，不知是鞋底儿硬还是手劲儿小，废了好大的劲儿才从这边儿扎进去，那边刚露出半截儿，咬着牙拔了半天愣是拔不出来。没办法只好借助钳子使劲儿往外拔，针脚宽一个窄一个，歪歪斜斜。然而来回拔了几下，针却一不小心拔断了，只好愤愤地再换上一个。手巧的姑娘媳妇拉出的鞋底子针脚细密而整齐，横看竖看都是一趟趟一行行，不歪不扭，不稀不稠，不松不紧。等到完工之后仔细再瞧，这哪里是一只鞋底子，简直就是一件手工打造的工艺品！
不知不觉大会已开了一上午，日头已经偏西。好多孩子都玩累了，蔫蔫的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妇女们的鞋底子也拉得差不多了，渐渐的放慢了节奏。大家开始互相欣赏，探讨。男人们也一改初时的专注，慢慢地松懈下来。有的受不了暖阳的烘烤开始昏昏欲睡，有的大概是被砖头硌疼了屁股不停地变换着坐姿，偶尔还有人站起来伸伸懒腰，使劲跺跺麻木的双脚很快又做下去。
终于，喇叭里传出来一声:“散会！”人群一下子哄动起来，跺脚声、拍打尘土声、孩子叫娘娘叫孩子声此起彼伏。而一些麻利的娘们早已拎起孩子跑回家做饭去了。倒是那些男人们现在却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气定神闲地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