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喜事，人情往来，礼金似乎是免不了的。本来，礼金是作为心意的一种体现，其具体金额不应决定你的心意之大小，祝福之深浅。然而，近年来随着大家物质生活的改善，礼金的数额水涨船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随之而来的，关于礼金的争论、矛盾可谓屡见不鲜。以我家而言，每年礼金上的花费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可谓一笔不小的花费。父母也常常告诫我，"未当家不知当家之艰辛”，诚如是也。但话虽如此，还是有几点愚见想在这里分享。

首先最受关注的往往是礼金的攀比之风。这种攀比之风，与经济水平并无直接关系，有时愈是穷的地方，攀比之风愈为严重，真乃一大奇事。这家办了喜事，那家也办喜事，但是一家比另一家收到的礼金总额多，排场大，这似乎就显得十分有面子，成为一件足以津津乐道的事。礼金的总额一方面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另一方面则主要归于礼金的大头了，即最亲近的几户家庭出多少礼金。最亲近的家庭一般就血缘关系而论，如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等等。无论是家族人丁的兴旺，还是亲人的豪掷千金，传到十里八乡，总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

收到的礼金，一般用于宾客的宴请、礼花的购买燃放等，因而礼金总额的大小，往往与红白喜事的规模直接相关。倘若婚礼庆典之类办得隆重气派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丧事亦讲究大排场、大阵仗则有些不可理喻了。若是老人生前子女孝顺，家庭和睦，尽享天伦之乐，那么待其驾鹤西去，一切从简，使之入土为安即可。何必大做道场，烟花不歇？难道是借丧事之名宣扬后人孝顺，以此博得美名么？若是老人生前得不到悉心照料，归去后却大张旗鼓地铺张浪费，并不能增加半点孝心。生前的冷落与死后的荣华，前后之对比，反而似莫大的讽刺，徒增世人笑料而已。

抛开礼金的攀比之风不谈，礼金来往的不公平、不对称，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且极易造成人与人之间潜在的隔阂与矛盾。每个家庭情况各异，如家庭成员之多寡等，红白喜事之频率自然不一样。有的家庭成员多，红白喜事的数量自然偏多，如婚礼、寿辰等等，接踵而至。而有些家庭，或许因为家庭成员少，或许因为不愿忙活张罗酒席，造成宴席的频率偏低，可能相隔许多年才办一次。如此一来，送出去的礼金多，收到的礼金少，促就了双方礼金来往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尚是建立在双方宴席都不缺席的基础之上。倘若有些家庭，不但红白事频率高，而且对于其他家庭的宴席，常常借故推诿不参加，那么，上述礼金来往的不公平会进一步拉大。这种礼金来往的不公平造成的结果如同贸易逆差一般，一方礼金收入远不能平衡支出，另一方则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盈利的手段。如此一来，双方心生隔阂，来往渐疏，甚至互相贬损，反目成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礼金不只是来往双方之间的事，也受到周围环境的裹挟，有时让人难免顿生无奈之感。礼金的来往一方面是被周围大环境所裹挟。随着年代的推移，犹如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一个小区域内的礼金标准也在逐渐地攀升。这一标准或许是许多人默认接受的，即使少部分人试图拒绝接受，似乎也是徒然。倘若他们想安稳地生活在这一圈子里，而希望免遭周围的流言蜚语所侵扰，礼金的数额便不得不被周围的标准所裹挟，自主抉择的空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礼金的数额也是被小环境内部所裹挟的。举例而言，倘若逢一喜事，一家几兄弟同去赴宴，倘若老大出一千元，老二、老三是否也得同出一千元？现实的做法往往是如此，即唯老大马首是瞻，老二、老三的礼金数额向老大看齐。在旁人看来，老二或老三的礼金若是出得少了，势必成为这几兄弟中显眼的“异类”。反之，老二或老三的礼金若是出得多了，或许会造成强出风头的印象，很有可能造成老大的不痛快。就现实而言，几兄弟之间家庭经济状况各异，与办喜事的家庭之间来往亲疏不同，礼金的数额不一，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人终究是社会人，总是活动于或大或小的圈子里，不能罔顾他人的看法与眼光。

是否能通过取消礼金来消除上述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呢？通过政府行政命令限制公职人员的礼金收取或许还算可行，可取消寻常百姓之间的礼金恐怕不容易做到。即便取消了以金钱为代表的狭义的礼金，包含物在内的广义的礼金却难以消除。无论是礼金的攀比，来往的不公平，还是环境的裹挟，都与人们的观念有关。如果说以物质便利为驱动的科技革命还算容易，那么以消除人类内心的虚荣、私欲等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可谓难矣。要使人们对礼金的观念改变，不再将其视为一种攀比、炫耀甚至盈利的工具，而仅仅当成情谊的象征。这种返璞归真般文化观念的转换，恐怕远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够解决的。道阻且长，惟愿终将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