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称王,国号大顺,并做出了攻取大明王朝首都北京的决定,向北京进军的战略决策得到了大顺王朝上下的一致拥护,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誓师出征,从西安出兵至到达北京城下,李自成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那么,崇祯皇帝朱由检面对着李自成的大兵压城,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不采取“南迁”的策略呢?
李自成进兵神速,二月初八就攻占了山西重镇太原,李自成在进兵过程中,几乎可以说是传檄而定,没有遭到较强的抵抗阻击,其原因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有论述,一是大顺军深得民心,政治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二是战略正确,李自成亲率大军北上,攻克了宣府和大同,此两镇的兵马,为明军精锐所在,李自成此举,意在歼灭北京城外明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使得北京城外无明军精锐部队回援作战,另一路以刘芳亮为大将,沿黄河北岸攻打大名、保定等,迂回包抄北京,配合主力大军攻城,在政治和军事的双重保障下,李自成大军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城下,偌大一座北京城,仅两天就被攻克了。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历史上是令人同情的,他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十七年,但始终没有实现中兴的理想,在同情的同时,笔者认为,朱由检在执政能力上,确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就比如面对着李自成攻打北京城,他作为皇帝,是有可能阻止李自成,或者延续大明王朝的寿命的。
我们先来说说明朝关于“首都”的制度,列位看官应该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是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南京的,后来,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侄子建文帝朱允文的皇位,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在位期间,做了一件大事,那便是迁都北京,迁都北京的原因,一则是朱棣出身北京,在那里才是自家的根据地,二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北方的军事力量,以抵御北方瓦剌的侵犯,迁都之举对于明成祖朱棣的统治,显然是有好处的。
那么,南京又是怎样的一个局面?毕竟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是定都南京的,于是,朱棣在南京也设置了一套与北京相同的官员体制,作为陪都存在,比如,北京有尚书的职位,南京也有这个职位,当然,北京的官员是掌实权的,南京的官职更多的是一种虚衔待遇,为了纪念朱元璋出身凤阳,凤阳专门设为“中都”(名义上), 这样,明朝便形成了三个都城的局面,因此,朱由检“南迁”之后,完全有重新组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能力。
李自成进军虽然迅速,但给朱由检的选择时间还是有的,与李自成作战,此时明军已没有这个能力,内阁辅臣李建泰曾请命阻击李自成,朱由检很是兴奋,亲自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可是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李建泰听说太原失守后,竟然主动逃跑,后来在保定宣布投降,由此观之,朱由检确实无识人之明啊!
既然打不赢,那么固守可以吗?北京的城防坚固,不是一般部队就能打得下来的,满洲八旗几次破长城而入,包抄北京,均未得手,此时,能调动的明军部队其实已经不多了,因为,宣府和大同的两镇明军精锐已经被李自成消灭。
朱由检只得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身上,关宁铁骑是明军精锐,久经战阵,而且吴三桂也是明军中难得的骁将,如果吴三桂弃守山海关,进京勤王,或许能与李自成的大顺军队一战,因此,朱由检还专门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就是希望他能进京勤王。
非常可惜,吴三桂有这个心,可是朱由检硬是下不了决心,因为让吴三桂进京勤王,就意味着放弃了宁远和山海关,这对于清军而言,是求之不得的,想到这里,朱由检有些舍不得,不愿意宁远和山海关,这是明摆的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暗底的意思,那就是不愿意承担丢失整个东北和放清军入关的历史责任。
后来,由于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形势已经日常严峻了,朱由检这才下令吴三桂进京勤王,可惜,吴三桂带着人马还未到达城下,李自成已经破城而入了,吴三桂只得带着人马重新回到山海关。
而且,笔者再说远一点,明朝君臣始终抱有了一种幻想,那就是当年的“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的五十万精锐损失殆尽,瓦剌大军压境,于谦挺身而出,率领军民进行“北京保卫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么,面对此次李自成危机,也会化险为夷的,这种心理实在是要不得!
可是,朱由检实在是分不清形势,李自成对大明王朝的威胁比当年也先太师尤甚,而陈演之流怎能比于谦之万一吗?从朱由检派李建泰出征,就可以看出这个皇帝识人不明,当年于谦之所以能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一则是大力发动群众,军民背水一战,二则是各地勤王兵马都在陆续赶到,于谦充分利用了时间,迅速调集人马,操练军队,在也先部队到达北京城下时,于谦能指挥的参战军民达二十二万人之众,这些都是朱由检比不了的。
李自成进城后,大肆搜拿国库、皇宫以及官员家产,所获金银不计其数,明末财政堪忧,大量的钱财被贵族、官员贪污,朱由检难道就看不出来吗?在兵临城下的特殊时期,朱由检就应该拿出霹雳手段,至少可以抄一些贪官的家,拿出一定的钱粮供应守城部队,鼓舞士气,可他没有这么做,这笔钱白白落到了李自成手里。
而且,吴三桂作为山海关总兵,他从内心里是不愿意放弃宁远和山海关的,他可不愿意背上一个“失地”的罪名,因此,此时的吴三桂更多的是在山海关观望,北京周围能调动的部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唐通的部队)进京勤王。
因此,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固守待援,对于朱由检而言都是不可行的,明军已经没有主动出击的资本了,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就算让吴三桂放弃宁远和山海关回援,满洲八旗就会乘势入关,北京将面临更加可怕的局面(满洲、李自成的双重压力)。
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南迁”,当时有官员向朱由检提过这样的建议,结果被内阁里诸如陈演、魏藻德等“先生”驳斥了一顿,认为这是“逃跑主义”,对于政治道德意识比较严重的朱由检来说,他打心眼里不愿意,但是,他分析了形势之后,他意识到,只有此举是能够延续大明王朝寿命的。
但是,对于这么重大的历史责任,作为皇帝的朱由检依然不愿意负这个责任,他推给了内阁,内阁首辅陈演直接表态:“不同意南迁!”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负责人,这么重要的选择只能如此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一次续命的机会。
从“南迁”之后明朝的实力而言,江南还有左良玉的十万大军,完全可以和李自成部队一战,而且满洲八旗入关后,只会与占领北京的李自成交战,这样直接回避了与满洲八旗的交战,明军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嘛!
很多人可能会说,“南迁”会导致宋室的覆辙,笔者认为,“土木堡之变”后,明朝若是“南迁”,确实会导致宋室的覆辙,景泰帝朱祁钰是不会真心实意迎回前任正统皇帝,现任太上皇——自己的哥哥朱祁镇的,就如同宋高宗赵构不愿意迎回钦徽二宗一样,因为一旦迎回,势必影响自己的统治,巩固统治地位是皇帝最大的政治,于谦也会成为与岳飞一样的角色,从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朱祁钰迎回朱祁镇,对其态度可以看出,他是很反感这个哥哥的,所以将他软禁在南宫七年之久,果然,在朱祁镇复位以后,于谦也难免一死。
如果朱由检“南迁”,就没有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帝王情感,只要有朱由检这个明朝皇帝在,就算会出现党争,但在收复河山这一点上,应该是有共同点的,而且这是明朝最大的政治,明朝内部将出现团结的局面,满朝文武同心协力收复河山一雪前耻是唯一的路,否则大家都等着一起完蛋吧!因此,“南迁”的结果会与宋室正好相反。
可是,朱由检不愿意承担“南迁”的政治责任,而此时的明朝也没有于谦这样的能臣挺身而出,于是,朱由检只能“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了,他的自杀,明朝的灭亡,让后世嗟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