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覆亡
神宗万历皇帝去世后，明王朝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新皇帝明光宗朱常洛一上任，几乎立刻就着手更正他爹老万历的懒政怠政。万历在皇位上待的时间太长了，几乎半个世纪。他用了后三十年的时间把张居正改革的效果损耗殆尽，大明王朝在他死的时候，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刻。历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万历是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
接班的朱常洛先是取消了饱受攻击的矿税，然后又马不停蹄地为万历时期几乎为之一空的中央政府补充官吏，让国家中枢重新运行起来。为了提振士民久已倦怠不堪的心气，光宗还很贴心的从皇室内库中拿出200万两白银犒赏边关将士。一时之间，人心为之一振，朝野欢腾。
可惜，欢乐时光来得太快，去得更快。光宗朱常洛仅仅在皇位上待了一个月，就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了。这里面据说是有蹊跷，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朱常洛的长子，当时16岁的朱由校继位。这位就是著名的“木匠”皇帝明熹宗。
对于此时已经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而言，朱由校的继位的确有雪上加霜，甚至失去天眷的意味。朱由校年轻，对朝政毫无兴趣不说，他本人的文化程度还特别地低，这严重阻碍了他继续学习的能力。没法想象吧，身为皇长子，居然没怎么受过教育，据说，朱由校也就大概齐能识文断字吧，最多是初步扫盲的水平。当然，这不能怪这可怜的娃，并不是他患有什么阅读困难症。这个结果，都是他不着调的爷爷给害的。
他爹朱常洛在万历那里不怎么受待见，整天深陷各种危机之中，谨小慎微，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根本没工夫操心他的生活，更别提什么系统化的教育了。他打小跟着一帮太监和宫女混日子，一来二去的，就被耽误了。想想万历，十年如一日地苦学不缀，可他自己的长子长孙居然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大明皇室的教育可真是让人不敢恭维。
还好，半文盲的朱由校倒是不太胡闹。也是，真正的胡闹也得有文化，比如无法无天的明武宗，那也算文化人，没文化还真没胡折腾需要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朱由校的爱好比较独特，做木匠活，估计是跟哪个身边的太监学的，这个比较符合他的心性，简单，直接，有成就感。他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他这个爱好上，据说，他的手艺达到了非常高超的程度。他不但亲自动手休憩，改建宫里的各种设施，还将自己做的成品拿到市面上公开销售，取得了很是不俗的业绩。大概能这么说，放到今天，以他的水平，能获颁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至于他做皇帝的主业，那就可以想像了。一开始，他还比较信任在他上台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东林党，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权力。可没多长时间，风向就变了。毕竟，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又一心钟爱他的木匠事业，日常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对他极尽放纵和奉承宦官监。信任和好感转移到太监身上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此，明朝最后的大太监，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粉墨登场的机会就来临了。
明熹宗朱由校在位七年，魏忠贤把持朝政大概五年。这七年，大明王朝直接从风雨飘摇被折腾成了奄奄一息。
崇祯皇帝
如果要评选中华千古帝王里最为悲情的角色，崇祯皇帝应该是排名前列的。崇祯是大明王朝的灭国君主，亦是汉家正朔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他在最后的时刻，显示了一个作为君主的承担和刚强，他要求他的皇后和嫔妃自尽，刺死了自己还不谙世事的小女儿，随后自缢于煤山，他给身后的中华世界留下了无尽的哀思和惆怅。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字德约 ，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1644年在位） ，也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孝纯皇后刘氏。
天启二年（1622年），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即位，年号崇祯。 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在位期间，朝廷党争不休，民间灾害不断，导致域内农民起义爆发，关外后金政权趁势崛起，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时，自缢于煤山，终年三十四。清军入京后，以礼改葬于明十三陵中的思陵，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即位，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崇祯从他的木匠大哥手中接过这幅烂摊子的时候，也不过才17岁而已。偌大一个帝国的生死存亡的重担就得由这样一个堪堪少年还略显瘦弱的双肩挑起来了。崇祯和天启是异母兄弟，他的童年还不如天启呢，他生母地位低下，在他5岁的时候就被责罚而死了。崇祯其后由两位庶母抚养成人，不幸福的童年经历造就了崇祯敏感，多疑，急躁但是坚定，刚烈的性格特征。此外，他的文化程度比他木匠哥那不知道要高出多少，他是受过完整教育的人。
初登大位的崇祯干得非常不错，显示出了与他17岁年龄很不相配的成熟与老道。他几乎不动声色地只花了三个月的功夫就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拿下，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国家事务当中说一不二的权力。这个成绩除了显示崇祯的个人能力，其实又一次地表明了明朝皇权的强大，以及明朝官僚系统的成熟，简单说就是不管是宦官，还是普通官僚，他们内部都充满了各种派系，斗争，互相制衡，绝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没有能力向皇权发起真正的挑战。想想汉唐末年的宦官对皇权，以及皇帝本人的随意操纵你就大致能明白这里面的天壤之别了。
一个魏忠贤被剿灭了，可千万个魏忠贤又站起来了，这是崇祯不得不面对的时代尴尬。放到一个正常的年景，官僚系统的分化这是绝对的好事，嘉靖，万历怠政那么多年，国家也没出啥大事，老百姓该咋过还咋过，日子也没坏到哪去。
可是，崇祯摊上的不是正常年景啊。外有后金虎视眈眈，整个国家边防已经残破不堪。国内情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据记载，从崇祯元年起，整个中原地区，还包括西北，华北，旱灾，水灾，蝗灾，瘟疫连绵不绝，生灵涂炭，赤野千里，人烟罕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几乎不可遏制。
即便面对如此内忧和外患，如果只有一个，大明朝仰仗着江南半壁江山的资源和三百年人心的依附，应该都是可以对付过去的。但是，两线作战实在是太难了。很多次，崇祯的大将们已经把农民军逼到了绝境，可就是缺乏最后的力量将内部动乱连根拔除。这必须的力量被牢牢地牵制在了北方对后金战争的前线而动弹不得。
与后金的合议，或者说求饶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只是只能暗中进行。因为大明王朝的面子不能被损伤，这是有传统的，自从南宋崖山之战之后，汉人被蒙古人蹂躏的惨痛经历，使得此后明朝的任何人只要一提起向北方蛮族低头服软都会被斥为出卖国家，出卖祖宗的行为。直至最后这种行为完全地变成了一种情绪化的，罔顾事实的发泄。这种强大的舆论倾向绑架了任何敢于面对现实的人，崇祯也无法逃脱。
再加上崇祯本人也是一个极为敏感，自尊，好面子的人，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来承受和背负这种骂名，他缺乏在危局之中作出调整和牺牲的柔韧性。没办法，他太年轻了，成年累月的救亡已经耗尽了他的心力，他只想快刀斩乱麻的尽快恢复社会的稳定，可未曾知道，这是一个极端需要耐心，异常磨人的局面。与后金的和谈，缺乏来自朝野的任何支持，崇祯本人在这时候也没有乾纲独断的魄力和勇气，最终不了了之。
整个国家非常有限的战略资源终于在两线作战中被耗尽了。崇祯错过的最后一次机会大概是退守南京，但也因为没有及时决断，被对手封住了退路而无法实现。如果能实现还都南京，依靠南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明王朝应该还能周旋，起码形成一个和李自成的大顺，清朝三国鼎立的局面应该还是可以设想的。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明帝国灭亡。
大明帝国在一片惋惜声中落幕了。在他身后，无数的人反复回味，如果哪怕只有其中几年的风调雨顺，如果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瘟疫没有来临，如果崇祯没有杀袁崇焕，如果早一点迁都南京，甚至如果李自成偶然地死于战场，一切可能都会大不同。如果，如果，那么多的如果，可惜历史就是没有如果。
伴随着大明帝国的逝去，还有一个个光耀千古的名字，他们都是忠臣孝子，怀揣着定国安邦的理想，在乱世当中不计生死，荣辱地效命国家，他们几乎是古典中国灵魂的最后代表。他们是杨嗣昌，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史可法，曹文诏。他们或死于疆场，或含冤屈死于朝堂。不光这些，据记载，崇祯死后，京城数十位大明高官举家或服毒，或投水，或自焚， 以死殉国。全国上下，誓不降清，选择杀身成仁的士大夫数以千计。这是大明最后的刚烈和血性，亦是古典中国最后的刚烈和血性。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惋惜的感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王朝可以算是中华帝国史上最好的时代。虽然她没有汉帝国的质朴大气，没有唐宋的雍容委婉，虽然她产生了那么多不着调，不负责任的皇帝，朝堂之上，硝烟弥漫，宫闱之中，乱象横行。但是，你必须承认，她在近300年的时间里，给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包括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一个物质上，精神上都算相对安稳的生活。她既没有过大的内部动荡，也不曾忍受过太多地来自外部的侵扰。她在古典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提供了接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大明帝国是中华帝国最为成熟的形态，所以，她只能走向死亡。
再来感叹几句明朝的身后事吧，这也是热爱历史的人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另外呢，我的这本【中华帝国列传】写到明朝灭亡也就打算收尾了。原因有两个，一是清朝已经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的范围，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些内容都不太好说。更重要的是，就我个人对中华帝国史的理解来说，清朝已经不重要了，她在历史中的存在更像是一个恍恍惚惚的影子，无足轻重。
我们现在比较热衷于谈论明清之变，大多是因为清朝末年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和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引发的。我们会想，如果明王朝能延续下来，或者起码是一个汉人政权，比如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来代替清王朝的话，在这场被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的巨大变革中，中国的命运会有多少的改善呢？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史的范畴，他只能放在更为宏阔的视角下，即整个世界史，文明史的范围内予以解说。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即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并不太大，因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其实是如何融入世界主流，如何消解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并进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自己的应对方式，从而获得新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极为痛苦的过程。
从根本上讲，这是东西方文明层面的互动，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普通历史。所以不论是汉人政权，还是异族政权，都改变不了这个最为根本的趋势，自然影响也就不大。当然，客观说，如果是汉人政权当政，这个变革的开始可能会更为容易，进程可能会更为轻快一点，毕竟，应对西方影响的中国社会不用再去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了。
但是，无关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