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一词的由来

       君子这个词是由“君”和“子”两个汉字组成的，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已经不容易考证，但至少在前秦时代的典籍中曾多次出现。如《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艮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等。在《道德经》中也有两处提到“君子”，即第三十一章中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和“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这两句。《易经》崇阳崇刚，《道德经》崇阴崇柔，但在两部经中关于君子的含义大体是一样的，都是指既尊且德之人。而在《诗经》中关于君子的诗句则虽然没有明说其地位尊贵，但也绝不可能指的是道德崇高的泥腿子，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等。

       在仓颉造字之初，每一个汉字都独立代表一个意思。比如在夏朝，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后”，对应的大臣被称为“司”，是相互镜像的两个字。而在商朝，最高统治者则称为“王”，死后才能称为“帝”。由于“帝”是受“王”供奉的，所以才逐渐显得“帝”比较尊贵。而在周朝，最高统治者则是既称天子又称周王，并且顺道把废弃不用的“后”字分给了自己的正妻。依照周礼，在最高统治者之下正式的爵位只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爵位，其下者是不能称之为诸侯的。 随着周天子威势的逐渐没落，各诸侯国朝着不同的方向开始了各自的土地兼并之旅。子国和男国由于前天不足，在最初的角逐中陆续被大国吃掉，而活下来的也羞于再拿着“子”或“男”的名片在诸侯圈里混了。如楚国、越国就自己称王了。而被诸侯圈淘汰掉的“子”们也逐渐沦为大国的卿大夫阶级，并促使“子”作为尊称在卿大夫们非正式场合的相互客套中兴起了。在那个生产力低下时代的，捡领导的旧衣服穿并不是丢人的事。况且，“子”好歹也算在诸侯的编制之内，所以那些没落的或贼心不死的卿大夫们也还挺受用，比如管子，惠子、孔子这些称谓就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子”字的招牌随着其由朝堂流向民间而逐渐褪色，而“君”字却及时出现并替补了卿大夫阶级相互吹捧的需要。因为君字虽然不属于正规编制，但就字面含义而言又能很好的满足人的虚荣心。甲骨文中的“君”字是在一个拿着权杖的手下面画了一张口，表达的是手握权杖发号施令的意思。在《仪礼·丧服》中有言“君，至尊也”，并进一步在《注》中说明：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这跟“有钱的就是爷”是一个意思。在当今社会，敢称爷不但要自己有钱还得能让别人跟着你赚到钱。而在周朝被称为君的先得有地，还得能替人平事。诸多能平事的“君”中最有名的当属战国四君子，其中资历较老的孟尝君的君号就没有国君赐封号的记录。但随着孟尝君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壮大，“君”字又从私下号称转为朝廷认证了，所以后面三位则有明确的国君赐君号的记录。以至于后来一些混的掉底子的诸侯们也通过自降为君来表达自己的低调和谦卑，以企图在战国时代的灭国站中苟延残喘。

       由于“子”字的尊贵是源于其作为正规编制，所以也就随着周礼那一套的没落而逐渐被弃而不用了。只有学术界偶尔为了装一个有渊源的逼，才会诈尸般蹦出来耍一下，比如南宋的“朱子”。而由于“君”字是事业编转公务员，故其在民间的发育程度极深，至今尚在诸多领域发挥热力，比如君王、严君、夫君、玥君等等。 在现今社会中，君子这个词的含义更多是来源于儒家。儒家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精英教育，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软实力。尽管儒家经典刻意弱化君子这个词的身份属性，并试图将其刻画为一个高修养值的标签，但这个标签仍然不是贩夫走卒们所能企及的。

二、君子说话的艺术

       北宋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曾涌现出许多文人墨客，他们或风流倜傥，或文采飞扬，或德才兼备，或温润恭良。在这其中，王安石和司马光可以说是相当耀眼的一对双子星。两个人都有才，有德，有位，可以说是君子的典范了，以至于就连他们的政治互掐都被称作“君子之争”。很多书中都说司马光跟王安石的关系其实是不错的。在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中说道:“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而王安石也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报之以李:“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甚至于，《宋史》都要提上一句“安石与光素厚”。或许这两个人当真有那么一段蜜月期，但是两个戏路相同的人又怎么可能一直和平发育呢？如果说最了解你的人是你的对手，那么他们之间的互评应该最能品出君子之风的味道吧。

（一）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

       1、熙宁三年，王安石曾对司马光有一段的评价，听评价的人是宋神宗。这件事记载在《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篇，节选原文如下：

帝欲大用司马光，访之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说是宋神宗打算重用司马光，却跑来问王安石的意见。要是真心想重用他，你问吕公著、吕诲，再不济你问欧阳修、韩琦，但神宗偏偏就问了王安石。这个时候王安石正在推行变法，处处受到守旧派的制肘，其中司马光就曾多次公开反对他。在这种情况下，神宗问王安石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帝前问话是开不得玩笑的，模棱两可是没有立场，临阵退却是不堪大用，所以王安石被问以后就只有一种选择。 但不得不说王安石的话还是蛮重的，光是“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这一句就够死罪了。老赵家的祖上没有“附下之实”能得天下吗？要知道司马光可号称是“河内司马氏”的传人，血脉可以追到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其家族在黄河以北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大。而且，河内司马氏的祖居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敌占区，这个家族还能平安的诗书传家，其政治可靠性又是可想而知的。说一个有名望的家族代言人有“附下之实”这不是把人往死罪上逼吗？但偏偏宋神宗听完也就完了，没接茬也没反对，还给了司马光一个枢密副使的虚职。这说明什么？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宋神宗很清楚司马光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得不用他，为什么不得不用咱们以后在聊。 人说：危难之处显身手，关键时刻见真情，这王安石跟司马光还真是过命的交情啊！

        2、在《邵氏闻见录》中曾有一则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节选原文如下。

献可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故温公志其墓，论献可为中丞时，则曰：“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朝野称其才，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才，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于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及，抗章条其过失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庙堂，必无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志未成，河南监牧使刘航仲通自请书石，既见其文，仲通复迟回不敢书。时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书之。仲通又阴祝献可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时用小人蔡天申为京西察访，置司西都。天申厚赂镌工，得本以献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挂壁间，谓其门下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就是说司马光曾为吕诲（梁启超称其为反对变法第一人）写墓志铭，其中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指向性也是比较明显的。吕诲是1071年（熙宁四年）死的，所以这个是应该也是熙宁四年的事。墓志铭还未发表，就有人就悄悄地把抄本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把文章挂在墙上并顾左右而言他的说道：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就这么一句被很多人解读为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称赞，进而验证二人是君子之交。 其实，苏轼也曾说司马光的文章：文辞醇深，有西汉风。苏轼这句话是在《司马公行状》里说的，没有特指某一篇文章，只是一种感性的评价。“醇深”这个词通常是通常用来形容老酒的，醇说白了就是酒香，而“深”有点类似厚但又不是厚。厚常常让人联想到忠厚，而“深”则常常让人联想到“玄”。《说文》中对玄的解释是：玄，幽远也。但“玄”字被晋朝嗑五石散的那帮家伙把名声搞臭了，所以用玄字不合适。但是玄字的意境用在这里却很合适，是那种凝望深渊的颜色，仿佛看得透，又仿佛没看透，看着很深，却又说不清有多深。在《人民的名义》里，达康书记评价高育良的话跟苏轼和王安石这个说法类似，“思路清晰，作风稳健”就类似这个“醇”字，而跟自己的手下说的“育良书记的心思谁也摸不透”就是这个幽远的意境。西汉之文就是韩柳古文运动要恢复的文体，其对立面是华而不实的骈体文。如果说骈体文是重形式而轻内容，那么西汉之文就是不因形式而扭曲内容，换句话说就是以内容为重。王安石说司马光这篇墓志铭是西汉之文，看似是称赞，其实只是说司马光的文章写的很政治，很务实。 我们现在很多的考古依据都是来自墓葬挖掘，宋朝人对西汉的了解也是源于此道。把王安石祸国殃民的“事实”刻在石头上，埋在地底下，这是司马光的静水流深。司马光的这篇墓志铭后来被神宗知道了，在《独醒杂志》里记载了后面的故事，节选原文如下： 神宗尝对执政言：“吕诲墓志是司马光撰，刘航书，航亦无所顾忌耶？”韩绛子华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许光为书石，后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惧也。”上曰：“苟恐惧，则不为书矣” 。子华不能对。 也就是说宋神宗认为司马光是无所顾忌的，而刘航是“亦无所顾忌”。至于无所顾忌背后的动因是忠君体国还是利益驱动，神宗心里自然有一本账，而神宗是如何得知这篇墓志铭的就值得推敲了。把司马光的“西汉之文”挂之间壁并与门下客共赏西汉文风，这是王安石的笑里藏刀。笑是因为忌惮对手的实力，而刀是因为“兹事体大”不得不刀他。试想如果几百年以后这个墓志铭碑被挖出来，那么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就只是王安石吗？到了王安石这个层级，奋斗的意义不就是为了青史传名吗？费劲巴力的把战绩打到15分，一回头水晶被偷了，还玩个得儿啊。高手过招就是这么风轻云淡，血痕斑斑却无声！

       3、刚好在《独醒杂志》里也有一段王安石对司马光的另一句评价，节选原文如下：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与门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顾周种，曰：“司马十二，君子人也。”种默不对。公复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时岂深悔为惠卿辈所误耶？

        就是说，王安石罢相退居金陵时，有一天，与门人入山闲游，走得困乏，在松荫下歇脚。王安石沉思许久，忽然回头对门人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司马十二，君子人也”。搞得门人莫名其妙，急切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应答他。然后王安石他们接着爬山，又说了好几遍，谁也不知道啥意思。 王安石在看到吕诲墓志铭的时候称的是“君实”，而在这里用的是“司马十二”。在古代，人也没有身份证号，所以为了区别李逵和李鬼就通常有名，有字，还有号。通常对人的口头称呼都是称字，在文章里也可以称号来以示尊敬，而弱冠之后再直呼名字就不太尊重了，而这种姓加排行的叫法就更加的不尊重了。而通常这种不太尊重的叫法有两种场景，一种是关系在热恋期，这么叫显得亲昵，而另一种就是胸懑难平，表示气愤了。《独醒杂志》也没有说明这事发生的具体年份，所以王安石是在什么心境下说出这样的话无法查实，我自己推测了一下，大抵有两种心境。

      第一种是发生在王安石第一次罢官的时候，也就是1074年（熙宁七年），司马光退居洛阳修书后的第三个年头。此时王安石已经饱受朝野诟病，变革的方向越来越偏离自己最初的设想。他心里很苦，却无处诉说，想起曾经的挚友苦口婆心的劝他不要趟这趟浑水，而自己却将其排挤的提前退休。这时脱口叫出挚友的外号，心境应该是“亢龙有悔”吧。

       第二种则是发生在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司马光正大刀阔斧且不分良莠的废除新法，王安石却未像当年的司马光一样修书一封以加规劝。每天都有各种新法被废除的消息传来，仿佛老友不是要恢复原来的秩序，而是要洗去自己曾经来过的痕迹。王安石心里也苦，但却是另一种苦，一种无能为力的苦，一种渴望快些解脱的苦。这种心境下叫出司马十二应该就是一种看破世事后的朴实。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辞相，政治生命已然结束，想必已经领悟了“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的心境。人嘛，年轻的时候，你是赵总，他是刘董，老了老了才发现，我就是王老三，你就是司马十二。

       就我个人来说更相信是第二种，因为说这句话是在“山行”途中说的，四下除了门人就是鸟鸣蝉噪，怎么会传到外人的耳朵里。那么几乎就一种可能，王安石是刻意说的并暗示门人传出去。王安石第一次罢官的时候神宗还在，变法的大方向也没有变，王安石也还有心气修撰《三经新义》，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如此魂不守舍到“言之再四”的地步。而王安石要把这句话传出去的目的就是控制打击报复的破坏性，提醒司马光咱们都是君子，别玩太过了。这正如同大B哥临死前朝靓坤喊出的“出来混，祸不及妻儿”，管用与否就听天由命了。

（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 

       看完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吧。

       1、第一句是出自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中所言，节选原文如下：

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当时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一周年之际，司马光写了这封长信，对新法进行指责。很多人以“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这句就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一路人，以及信中说的“益友之义”就认为他俩是好朋友。其实我觉得，司马光写信是打算说服王安石的，这套说辞完全就是客套话。既然是劝降信就不可能光站在收信人的对立面指手画脚，而是应该拿出替人筹划的姿态，赵本山忽悠范伟还先“同病相怜”呢。孔子云：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就是说别人跟你顺毛捋，你不能不知道人家想干啥。这一点王安石很清楚，反倒是后世人犯迷糊了。

       2、第二句出自《续资治通鉴》宋纪第六十七篇。熙宁二年十月，司马光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接受宋神宗的询问。节选原文如下：

司马光入对，帝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晓边事。”光曰：“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光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帝又问：“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帝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然为人太强。”光曰：“琦实忠于国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不大合群心。”帝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

       在古代，御史是有风闻言事的权力的，所以这也不算司马光打小报告。读懂这句评价的关键是得清楚这句话是转折句，关键词有“人言”、“太”和“但……耳”。 “人言”这个提法呢，想必史学家司马光就很清楚了，类似的有盖（概）、或谓、时人议曰等形式，说白了就是不想担责任但又想让这种观点起点作用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用用。这么说你还不理解，那么我换一个你熟悉的场景，开早会，一个领导说：最近厂子里有些员工私下议论XXXXXX。那么领导想传达的是有这个观点存在（也可能是想让这么个观点存在），至于谁说的，不要问，问就是顺耳听到的！至于说这个“太”字，是强调有些人“毁之（王安石）”这种行为的用力过猛，但可不是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比如老板跟你说“别太辛苦”，是要你辛苦还是不要你辛苦呢？后面的“但……耳”字可不是转折句，而应翻译为“只不过是……罢了”。所以这句话就向宋神宗传递了几个信息：

      第一、朝堂上有一种声音，说王安石是奸邪之人！

      第二、王安石有点罩不住啊，下面有人毁他。

      第三、王安石是“不晓事又执拗”的。

        司马光会说话就体现在这里了。他用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看似是为王安石而开脱，又把王安石的缺点说的轻描淡写，实则却是要向神宗表达王安石不适合做宰相的观点。只要神宗如果接“奸邪”的茬，就可以发动群众路线。神宗如果接“不晓事又执拗”的茬，就可以摆事实讲道理。神宗没接茬就是时机不到，还得继续努力。“不晓事又执拗”是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又臭又硬，这种人适合做管理吗？更别说做宰相了！只要撬动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后面再把“奸邪”的说法拾起来很难吗？

       3、司马光的《请更张新法札子》，也就是司马光做宰相那年写给高太皇太后的奏报。节选原文如下：

而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职, 闾里怨嗟。

        札子属于奏议类文体，奏议类文体是中国古代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朝代叫法都不一样，《汉文典》将其分为：奏、议、书、表、章、策、对、状、弹、启、连珠、上书、封事、笺、札子、本等十六类。而在这封司马光上报的朝廷公文里有一句说王安石的好话没？不达政体就是本身就不是从政的材料！“专用私见”就是说王安石还相当顽固。“变乱旧章”是说王安石肆意妄为。“遂致民多失职，闾里怨嗟”就是跟高太皇太后汇报民间情形，以巩固其给王安石变法的定性就是“误先帝任使”！

       4、最后一句出自《司马温公集》第六十三卷，是司马光给吕公著写的一封信写信，内容如下：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个收信人是吕公著，也是元祐更化的受益人。吕家是宋朝著名的官宦书香世家--东莱吕氏，从后唐起一直到宋朝都有家里人在朝为官。如果说把司马光比作钟跃民，那么吕公著就是李援朝。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1）这段信首先是肯定王安石的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在我看来则像是为逝者讳的一种客气，毕竟接下来可以就没有一句好话了。而且，这句话的意思是定量，而不是定性，定量词用的很模糊，用的是“过人处甚多”。过人是过那个人，哪些人，买菜大妈还是满朝朱紫？“甚多”是数量多还是比例大，数量多还可能是基数大，也就是废话说多了总有一两句真理！

     2）至于“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这些话就是妥妥的杀人诛心，趁热鞭尸了。

     3）而“方矫其失，革其弊”这句则是给自己的反攻倒算做政治定性。

     4）“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这句话的意思是反复之徒一定会诋毁百端，我想着朝廷最好优加厚礼。有人因为这句话，就说司马光是不忘故旧之情的，君子之交本来就淡若水，他们的感情你不懂！ 不懂才要学习，我们就来试着分析一下。“宜”这个词呢，干工程常用规范的应该知道，“应”是强制条款，“宜”是建议条款，意思是最好怎样怎样的意思，当然如果你不想最好也是可以的。至于说到司马光的“意”有没有起到作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王安石的谥号问题。 王安石的谥号是“绍圣绍述”时定的单谥为“文”，是哲宗给的，也就是说王安石死后的七年时间里是没有谥号的。倒是司马光死后先把“文正”给占了，是他死后旧党议定，高太皇太后给的，所以才有了哲宗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对其“夺谥、砸碑、追贬”。至于这两个谥号那个更牛掰，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原因是唐末送初年间是二字谥为尊，而在明朝单字封号一般是亲王，双字一般是郡王，大臣只能是借光用用双字谥号。说白了“文正”是从明朝开始牛起来的，因为单字谥号臣子拿不到了，矬子里面拔出来的将军。可见，关于死后福利这个事，只见到司马光动嘴了，没见到王安石受益，留一堆伪君子流着鼻涕瞎TM感动。

     5）这段话还有一个尾巴就是“以振起浮薄之风”。也就是说司马光连王安石的死都要拿来用一下，哪有一丝的故旧之情呢。又有点像是司马光在向吕公著表达一种政治正确：我不是跟他有感情，我的立场是没问题的，我只是想“振起浮薄之风”。

三、总结

       王东岳曾经说过，我们的知识都是信息整合所构建的模型。没有自身模型构建的信息采集毫无意义，这也叫做“学而不思则罔”，所以我们终究还是要进行一下总结。

       首先，两个观点相反的人，未必一定有一方是正义的。我之前一直纠结于王安石和司马光谁是忠臣，谁更君子，然后看了很多文章，大都是非此即彼。这一点，就连梁启超在其《王安石传》中的观点都未能免俗，将王安石塑造成了一个大圣人。但事实上，王安石也不是什么圣人，司马光也不是什么顽固不化，这两个人不过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已。正如沙瑞金、高育良、李达康这些人都跟君子没半毛钱关系一样，王安石和司马光也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君子，所以他们所采用的的手段本都无可厚非。

       其次，每个人都有很多种身份，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情势中会有不同的选择。情势的性质往往能调动人的众多属性中最契合的那个属性为第一属性，错误的运用自己属性的人会被游戏规则淘汰。天火同人卦的象辞说：君子以类族辩物，学会“类族辩物”是做大事的前提，正如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样。通过上述两个人的相互评价，我们基本可以看到两个人在私下里的评价都还留点余地，但一有机会跟领导表达，两个人无一例外选择的都是狠捅一刀。这是因为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政治家，刚好高育良也说李达康也是政治家，而政治家是官员的最高级状态。我认为，官的五行属性为金，金曰从革，是说在权力领域要追求的就是绝对的压制，就像是刀割开皮革一样顺滑。换句话说，不追求权力的官员不会是一个好官。因为我们所说的好官是指那些做实事的官，而要想做实事先得有权力。所以，作为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王安石或司马光追求权力本没有错，这就如同母螳螂在交配后吃掉公螳螂一样没有错，不过是天性使然。

        最后，君子不过是一个迷惑世人荣誉标签，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品属性。换句话说，这世上就没有人的人品属性是君子！所谓君子，不过是地主阶级为了进取“九五之尊”的权力或退守“县长夫人”的身份的挣扎过程中扑腾起来的小浪花，而这些小浪花被后世地主阶级美化为德才兼备的样本，并以之作为自身德才的标榜。在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里，地主阶级一直都是下接民心、上达天听的中坚力量。在反复的政权更迭中，地主阶级逐渐被洗去温文尔雅的儒家外皮，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而这中面目在高层权力玩家眼里一直都了然于心，只是底层劳动人民还在一厢情愿的勾画着忠臣的脸谱，君子的风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