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积贫积弱的中国轻工业，只能做装配的工作，根本造不出一块像样的手表。从1955年起，至石英风暴止，中国制表人走过了艰辛的草创时期，令“三转一响”不再是一种奢望。本篇中的很多内容，在《钟表》杂志2016年第5期鲁湘伯先生《图说早期国产表的发展轨迹和时代烙印》一文，以及朱未先生《中国国产手表图片目录》一书中亦多有论述，可互为参照。国表论坛上一江秋等好友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以下为正文。
向开拓者们致敬
1955年初，在原天津华威钟厂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原天津华北钟厂公方代表杨可能召集了四位工人师傅组成了一个尝试自己制造手表的小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时代责任感使他们下定决心要去尝试前人未做过的事业。这四名载入中国手表史册的就是王慈民（原天津华威制钟厂工人）、张书文（原天津怡威表店职工）、江正银（原天津华北钟厂工人）、孙文俊（原天津华北钟厂工人）。 1955年3月24日下午5时45分，经过3个多月夜以继日的研制，4位师傅以瑞士Sindaco（生达克）的15钻销钉式擒纵粗马表为原型，成功制造装配出2只15钻成品手表。经测试面上日差90秒，面下日差60秒，戴在手上日差120秒。在手表140多个零件中，除游丝、发条、钻石等配件外，大部分零件都是4位师傅用灵巧智慧的双手一个个加工出来的。从那一刻起，结束了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制表的历史。这就是“五星表”，也是首枚中国制造的腕表机芯。
首枚中国制造的量产腕表机芯：天津ST1型
1955年7月，天津手表厂在技术人员杨鸣远、崔宴楼等人主持下，经过分析选型，决定参照瑞士Titus（铁达时）FHF-28型的结构进行仿制，并于1956年5月完成了ST1型第一批36只表的试制工作。该型号于1956年12月定型，搭载该机芯的手表亦被定名为“五一表”。这也是首枚中国制造的量产腕表机芯。1959年4月28日苏联专家入驻天津手表厂，对FHF-28型机芯进行全面分析和改进，针对轴向间隙较小，易磨损，易产生变形等问题，采取加厚主甲板和机芯厚度的办法，增加了宝石轴承的数量，机芯的走时精度及稳定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改进后的机芯定名为ST2。机芯厚度由原ST1的4.6毫米增加到5.4毫米。ST1与ST2机芯在外观上极为相似，尤其是ST2早期无避震的版本。这里主要的区分是看夹板：凹轮系夹板、单螺丝摆夹板是ST1，而ST1一般是蓝钢大小钢轮、无避震、长快慢针；凸轮系夹板、三螺丝摆夹板是ST2，而ST2一般是倒角钢轮，有/无避震，短快慢针。
ST1/ST2系列机芯的变化沿革为：17钻无防震光摆蓝钢平钢轮 → 18钻无防震光摆倒角钢轮 → 18钻防震光摆倒角钢轮。
中华第一表：上海牌
1955年7月9日，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与上海钟表同业公会组织大光明钟厂、中国钟厂等13家钟厂和建国仪表厂、华康钟表材料行、慎昌钟表店，以及艺星、和成、华成、中苏等4家工业社，加上6名从事钟表修理的个体技工共58人，组成手表试制小组，计划仿制瑞士Sellca（赛尔卡）AS-1187型细马防水手表（非AS-1194：其结构相同但直径略大11½法分，见《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关于手表试制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年9月26日，第一批18只细马手表在上海试制成功；1956年9月，第二批12只手表试制成功，并命名为“东方红”和“和平”牌。1958年3月，A581型机械手表正式投产，寓意为“1958年第一种机芯”，注册商标也改为“上海”牌。A581此后成为上海手表厂的基础机型，并在此上改型为A592中性女表、加装避震器的A-611/A611a（这两者机芯的区别与ST1/ST2一样，也在于大小钢轮是否倒角上。这恰恰反映了各表厂在同一时期工艺技术的同步性，后面还会看到）、加装仿制Rolex快爬日历结构的A623/A623a、中型A631/A657、防磁A656等多种型号。A623日历表进入市场后，周恩来总理就购买了一块并终身佩戴，直至逝世。因此上海牌也被称为“中华第一表”。这也与《上海市地方志 • 价格志》第三章“轻工业品价格”之第二节“钟表、自行车及缝纫机价格”中相互印证。
611型号手表是1961年至1968年间上海手表生产的大宗。生产顺序基本是：A-611 → A611 → A611a → 611。A-611保存了581的风格，A611是A-611到A611a的过渡；最后的611是A611a到1120的过渡。A611a和611已经和1120的外观非常相似了。
A581系列机芯的变化沿革为：无防震钉摆平钢轮 → 防震钉摆平钢轮 → 防震光摆平钢轮 → 防震光摆倒角钢轮。
瑞士标准：北京BS1型
北京手表厂始建于1958年6月19日。建厂初期仅有21名干部和工人，都是从宣武区公私合营钟表厂抽调来的。他们在北京工业学院二系师生的帮助下，在测绘瑞士Roamer（罗马）MST-371型手表的基础上，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于当年9月研制出第一批17只手表。这批手表的注册商标为“北京牌”，并定为壹型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典雅，做工精良。1963年10月16日，北京手表厂建厂的主要筹划者，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同志来北表视察，对北表生产的手表走时准确表示赞赏，并作出重要指示：“全部按瑞士标准，不要按照上海标准、部颁标准、苏联标准，要向高标准看齐……不达到瑞士标准不许出厂。”这也是北京手表“瑞士标准”的由来。
双城记：北京BS2型与广州SG3型
Leobe（劳彼）是瑞士Cervine SA于1946年7月10日在瑞士La Chaux-de-Fonds注册的手表品牌。1960年，北京市长彭真与瑞士劳动党联系，斥资175万从瑞士整体收购了它的手表机芯设备和图纸，并将设备均分给北京、南京、广州手表厂（见许耀南回忆录）。北京手表厂自此开始研制二型表（BS-2）并于1961年开始生产。二型表初期生产的是17钻，1963年，又在中夹板上加了一颗宝石轴承，改为18钻。从大小钢轮的加工工艺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倾向，即将倒角钢轮又改回了平直的样式，这亦或也是当时对于产量的追求吧。
50年代中后期，国家把拥有一定修理钟表技术力量的广州列为全国５个发展手表生产的城市之一。1958年5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从市内各钟表商店抽调修表技工，组成中、北区两个手表试制组，开始男装机械手表的试制，并于6月试制出两只大三针机械表；7月，以北区试制组为主体成立东风钟表厂筹建处，后改称广州钟表厂。1959年上级把华南钟表零件社、三达表带厂、东南表带社、旋光表面社、时代胶盖厂、精华钟表零件社、七一钟表零件厂、南方钟表厂等8间钟表零件生产厂、社划归广州钟表厂。后历经选址问题、国家经济困难等种种磨难，广州手表厂从原钟表厂中剥离，于1962年成立。同年，劳彼牌手表机芯的主要技术图纸移交至广表，这奠定了广州手表厂的机芯制造基础。1963年，广州手表厂试生产首批SG-3型（SG3）“羊城”牌机械表（钉摆机芯刻字），并于1965年通过部级鉴定正式投产，并转名为“广州”牌SG-3A型手表（初时机芯有刻字，然后转为光面）。这个型号也成为北京手表厂BS-2型号的姐妹表。
北京BS2系列机芯的变化沿革为：17钻刻字倒角钢轮 → 18钻刻字倒角钢轮 → 18钻刻字平钢轮。
红色的友谊：辽宁A61/SL1A型
1957年底，安东金属制品厂张亨宝等七名技术工人，利用自制设备仿制Rodana（罗唐纳）制作出第一批手表四只，这就是“前进”牌手表。1959年以瑞士“德加利”表为蓝本仿制，定名“安东”牌。1962年，轻工业部从瑞士斥资175万购买了年产12万只机械手表的设备，其中的一批被分配至安东钟表厂；1964年，安东手表厂和沈阳手表厂合并，辽宁手表厂成立了。
1964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员，辽宁手表厂接收了苏联莫斯科第一钟表厂（Первый Московский часовой завод，缩写:1Мчз）提供的全套技术资料，并开始仿制Kirov（基洛夫）2408型手表。1965年11月经轻工部批准，仿“基洛夫”机芯通过投产鉴定，定型为A61型机芯“辽宁”牌手表。1967年，辽宁手表厂在该机芯基础上加装防震器，升级为17钻SL1A型机芯，并以此生产“万年青”牌手表。
代号304：天津ST3型
天津手表厂于1961年4月接收军工任务，由天津大学第一代计时系大学毕业生江达生、殷承惠、裴一菲、保进森、张连璋及天津手表厂张凤鸣、温淑杰、蔡宝书、王云洁等负责设计研发航空表。同年3月制造出代号“304”带秒表机构的飞行员使用的手表。它采用瑞士Rodana（罗唐纳）为加拿大空军（RCAF）所定制的Venus-175型计时表为样机，1963年12月试制出32只，1964年采购全套图纸方案后进行改进，1965年12月定型为ST3。该型号为军工代号产品，不对市场销售。ST3为导柱轮计时码表，具有异乎寻常的优雅古典美。30年后天津海鸥的ST19机芯，即滥觞于ST3。
首枚中国设计的量产腕表机芯：天津ST5型
1965年，时任天津手表厂厂长的杨可能大胆提出“自行研究设计试制新产品”的设想，并于1966年1月亲自挂帅组成了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三结合的试制小组。试制工作由六十年代初期天津大学计时专业首批毕业分配进厂的技术员王亚舟主持，成员包括张理基、王文藻、张兆理、王久保、杨桂兰等。设计组首先对瑞士、日本、德国、法国、苏联等国生产的140多只手表的结构、技术参数进行分析、测定、计算，列出其优缺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集中各种名牌手表的长处，在平面布局上采用大条盒、大摆轮结构，于8月15日试制成功ST5基础机芯。ST5型机芯零件除游丝、防震器使用进口零件外，其余如发条、宝石轴承元件和零部件全部自行生产。这也是首枚中国自己设计的量产腕表机芯。1969年9月，ST5C日历型定型；1971年又增加了自动功能，机芯型号ST5D。1969年国庆节，装配有ST5机芯的“东风”表正式定型投产，后期更于1973年作为首枚中国出口手表以“海鸥”的商标进入国际市场。机芯铣花的出口型ST5，标志着中国早期制表业在设计、技术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也正是因为它的优秀，经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保护，ST5型在未来20年的统机大潮中继续生产下来，却最终为石英风暴所席卷，荡然无存。
百家争鸣：上海SS1型、北京SB5型与辽宁SL2型
在天津手表厂自行研制ST5型机芯的同时，上海、北京和辽宁手表厂也紧锣密鼓地在原有仿制机芯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良创新后的设计。
上海手表厂于1965年开始试制并于1966年投产SS1A型机芯，系改进581型主夹板设计，并重新分配合理安排使用17钻；1971年5月进一步改为SS1K快摆（21600频率）。SS1主夹板加盖了贰位英文字母钢印。第①位字母对应生产年份（A表示第一年），第②位钢印对应生产月份（A表示一月份）。而从SS1开始，上海手表也在后盖上加盖了“肆位数字（型号）— 叁位数字（日期）”的钢印，这点和劳力士的机型编号有异曲同工之妙。
肆位数字型号的编制方式是：
- 第①位是机芯系列号："1"即SS1，"7"即SS7（统机ZSH/ZSE），"8"即SS8（改进型SBS/SB1H）。
- 第②位是机芯类型："0"为无防震，"1"为有防震，"2"为单历，"3"预留为自动但从未使用过，"4"为自动单历，"5"为快摆，"6"为双历。
- 第③位是表壳材质："1"为半钢，"2"为全钢，"3"为镀金。
- 第④位是外壳特征："0"为最初代（稀少的型号或试制品第四位多为0），"1"为基础款，"2"为中型表（即女式表），"3"和"4"只在1123、1523及1524中有，可理解为壳型放大、盘面由凸改平等。
叁位数字日期用以区别同型号的不同生产顺序，它的编制方式是：
- 第①位是生产年份：SS1机芯66年秋定型，67年开始批量生产，因此"409"就表示1970年生产的机芯了。
- 后②位是钢印编号：因此"409"就表示第9只钢印的后盖。
SS1机芯为六十年代“赶英超美”的产物，所有零部件均仔细打磨，整体质量达到瑞士四类表标准。装配SS1新型机机芯的手表最初设计商标为光芒闪烁的钻石Logo，表盘和后盖上都打有英文DIAMOND字样。以后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上海手表厂的 (产品) 还是要用上海牌商标”，所以SS1型手表在最后定型生产时仍然采用了上海牌商标。这款机芯的避震经历了从瑞士葫芦避震（SS1早期与611一致）转为日本三角形避震（1524）的过程，同期大小钢轮也从倒角打磨转为平钢轮。
SS1(K)系列机芯的变化沿革为：慢摆无防震倒角钢轮 → 慢摆葫芦防震倒角钢轮 → 慢摆三角防震倒角钢轮 → 慢摆三角防震平钢轮 → 快摆三角防震平钢轮。
北京手表厂1967年开始生产五型表（SB-5）。五型表是在二型表的基础上将上夹板和中夹板合而为一，摆频也在生产过程中由初期的18000提高到后期的21600。
辽宁手表厂在1969年8月自行设计研制出17钻慢摆防震“红旗”牌手表，并于后期改为快摆。辽宁SL2机芯的布局神似摩纹（Marvin）620机芯，到底“借鉴”了多少也成为一桩公案了。
喜忧参半：统机SZ1型
依《中国近代钟表手表工业发展概况》中所述，1969年12月，轻工业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手表行业专业会议，着重研究了手表统一机芯设计问题。会后，轻工业部即组织上海钟表工业公司、上海手表厂、上海手表二厂、北京、天津、辽宁、广州手表厂和西安红旗手表厂、风雷仪表厂，连同轻工业部钟表工业科学研究所、天津大学等单位的技术人员与学者，组成手表统一机芯设计小组，1970年3月在北京手表厂开始开展工作。通过机芯设计、样机试制、批量试制和图纸定型几个阶段，1971年10月，SZ1型中国手表统一机芯定型。时光流转，故事回到原点。一纪之后的1983年6月，由轻工业部组织北京、丹东钟表工业公司和沈阳、青岛、石家庄、南昌、吉林、哈尔滨手表厂等单位，组成SZ2薄型统一机芯设计组，又再次由北京钟表工业公司负责试制工作，并于1984年4月通过单机和日历表的技术鉴定。在正史之外，亦有乡野掌故流传：如果仔细观察统机的轮系布局，会发现它与瑞士Enicar 1010机芯和日本精工舍Seiko 850 (76xx)机芯颇为神似。当然，腕表方寸之间可以施展的空间有限，所以相似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统机有着很多优势：1. 条盒轮与中心齿轮采取1:6的传动比，减小了发条的力矩，有利于延长机芯运转寿命；2. 摆轮直径较大，位置安排在上条柄对面，便于装配调整，显著地提高了手表的走时精确度；3. 机芯厚度较薄，外型美观；4. 它结构简单，零件数量少，由于国家制定了统一质量标准，便于大量投产，便于检查产品质量，便于维修；5. 机芯设计中，考虑了增加日历、周历、自动上条等附加装置，便于多品牌发展。由于它省工省料、劳动生产率高、生产成本低、走时精度高，一时间席卷大江南北。从1975年以后，全国的手表厂绝大多数采用了统一机芯。按1983年当年的统计数据，统一机芯手表的产量约占全国手表总产量的82%左右。同时，全国手表的社会保有量为2.2亿只，其中女表1,760万只。我国每百人平均拥有手表量已从一九五二年的0.07只，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22.2只。这累计逾2亿只统一机芯的产量，彻底解决了中国人戴表难的问题。
但是，统机的出现也极大束缚了各表厂的自主研发能力。正是由于统机的出现，手表机芯的研发从此停滞不前，大家只注重产量、外形而忽视了手表的精髓所在——赋予手表生命的机芯。这为中国制表业在石英风暴中的溃退留下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一笔。
17钻统机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15钻（广州小花）、19钻（上海春蕾）、20钻（北京双菱出口型）等多种型号；老一辈人印象当中“一表难求”的上海7120，就是安装的上海产19钻统机机芯。而早期试制的宝石花机芯选用了小摆轮、琼花试制机芯则把条夹板和上夹板合二为一。80年代初期，北京手表厂在统机的基础上研发出薄型统机SZ-2。它的轮系和发条与统机不能互换；条夹板的止逆是借鉴了宝石花的止逆机构，比较统机有所改进，但与宝石花的止逆不能互换；由于条夹板较薄强度较低，所以增加了一颗螺丝。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工艺水平媲美于瑞士机芯的精磨镀金春蕾和铣花镀镍海鸥版本。吉林手表厂在统机的基础上按照“结构不变、比例放大”的原则生产了怀表机芯HJ1A，并装配入闻名遐迩的梅花鹿牌怀表以及少量的梅花鹿牌腕表上。时至今日，它继续衍生出镂空、日历、自动等不同的功能，并不断应用于成表上。统机逾50年的屹立不倒，为70年代中国制表业的高超设计能力落下了最浓墨重彩的注脚。
竞争与发展：钟山SN2型、钻石SM1型与上海SBS型
在统机压倒性的潮流之下，仅有三款机芯以其独特性得以幸存并继续生产：天津ST5型、南京钟山SN2型以及上海钻石SM1型。
手表的轴承宝石是防止机芯内齿轮轴与夹板摩擦损耗的关键。它既提高了精度，又提高了耐用性，因此手表的钻数也往往成了划分手表等级高低的依据。不同于其他17、19钻“细机细马”的国表兄弟们，南京手表厂的钟山SN2型手表走出了一条9钻“粗机细马”的另类道路。
南京手表厂的前身是1955年在7家私营商店合并基础上创建的江南造钟厂。该厂于1958年6月22日仿照罗马MST-371型自制成功17钻“七一”牌手表，与北京BS1型同源。后江南造钟厂于1959年改制为紫金山钟表厂，产品亦更名为17钻“紫金山”。据《江苏省志·轻工业志》记载，按照国家统一安排，1963年该厂试制成功经济型手表，这就是廉价的“粗机粗马”5钻SN1型“紫金山”牌手表。1968年前后在SN1基础上又研制了“粗机细马”9钻的SN2型机芯，并更名为“钟山”牌。虽然机芯工艺水平不高，厚度也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竞争者，但它只用统机⅓的价格就达到了与之基本相当的性能，因此深受低收入阶层的喜爱，为手表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SN2型“粗机细马”的结构，后来也被很多表厂仿效，并修改为10钻（衡阳芙蓉）、11钻（揭阳葵花）、15钻（衡阳芙蓉）、16钻（郑州黄河）、乃至17钻（揭阳葵花/宝璇）的“细机细马”表。九十年代初，南京手表厂以SN2为蓝本，改进出新款17钻SN3细机细马机芯，粗看起来与统机相似，而内里乾坤截然不同。这款机芯初被用于钟山中型表上，后钟山手表停产，南京手表厂与台商合资成立台发钟表有限公司，开始生产“时友”牌手表。
上海是新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镇，在制表业也形成了齐头并进的局面。在统机之外，上海钟表业在技术上向更高标准发起了冲击。1969年4月，上海秒表厂在国内首次生产出偏中心结构的SM1A型“钻石”牌机械手表，该机芯设计使得手表表身更薄、传递性能更好，这种设计在欧洲则出现在瑞士手表1900型、2300型等著名手表机芯当中。该机芯的改进型SM1K在国内首先应用21600次/小时频率的快摆和三角内桩结构。该表以其条盒轮大、发条长、力矩大、延续走时长、摆轮大、走时精度高而在全国十七次手表质量评比中十次获得第一名，并荣获部优产品和优质出口产品称号。这种独特的偏中心结构也使SM1A机芯在统机大潮中幸存下来并得以发展。
在SM1和统机/SS7的基础上，上海钻石手表厂（原上海手表四厂）曾经设想自行研制开发一种装配直径在25.6mm左右的薄型机械手表，以满足日益增强的广大消费者的需要。1982年3月12日，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组织上海手表厂、上海钻石手表厂、上海钟表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上海SBS薄型机械手表联合设计组。（《钟表》杂志2016年第5期程建明先生《记上海SBS薄型机械手表的开发与生产》）1983年10月，SBS型正式定型，并包括了SBS1型（3.75毫米）、SBS2型（3.5毫米）、SBS3型（3.2毫米）三个子型号及其单历、双历版本；填补了国内薄型表的空白。1983年9月起，在上海手表厂（型号SB1H等）及钻石手表厂（型号SB1Z等）开始生产。SBS的改型绵延至今，成为现在上海手表厂R系列和2L系列机芯的源起。国表的一缕血脉，仍在新上海牌手表的表壳内跳动。
巾帼风采：女用手表机芯
长期以来，手表的设计以男性佩戴为主要设计目标。1959年，上海手表厂将A581夹板外径缩小，定型为A592，组装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女表（《钟表》杂志2016年第5期黄寿民先生《我的回忆》）。
从1966年起，上海手表厂由江礼泰、乐秀威等同志开始设计国产机械女表，定型号为A661（后按部里规定，统一编号为SS3A），但由于当时社会购买力低下，设计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没有投产。1972年由乐秀威、俞惠莉等同志对原SS3A型女表作改进设计，定型号为SS5A型机械女表，直径21.5毫米。上海SS5A型表机是国内最早为女性开发设计的手表表机，于1975年投入批量生产，针对生产中发现的若干技术问题，1976年由陈永清等同志再作改进设计，直径变为20.3毫米。该型表机1978年3月起转由上海手表三厂生产，改型号为SS3-2型，继续沿用“上海”牌商标。1989年SS5又重新转回上海手表厂生产。
1974年初，为了适应当时的市场需要，天津手表厂由王亚舟、杨桂兰、张兆理等设计研制ST6型机械女表机芯，1975年3月8日，试制10只样品，同年底批量投入生产。它也是首枚中国设计的符合出口标准的量产女腕表机芯。ST6型设计优良，便于扩展，此后在ST6基础上增加自动、日历、星期历，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直径26.6毫米的外观男用自动日历机芯ST6D。这款长寿的设计逾40年后仍被广泛地使用于成表当中：2017年，Timex Marlin复刻款就用到了这款机芯。1987年2月，ST6机芯的改进型ST12问世，它19钻，直径17.2毫米，厚度只有2.98毫米，也是中国设计最薄的机芯。ST12于1988年12月通过市级技术鉴定，至1989年共计生产2万只机芯，转而湮没于石英大潮当中。
脉络沿革
至此，国表生产领域的“老三厂、新三厂”（天津、上海、北京，辽宁、广州、南京）皆已悉数登场。出现这个说法，盖因它们三个共同的历史特征：一、这些手表厂及前身都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独立试制或仿制成功机械手表；二、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出相继建厂并开始量产手表；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和国民经济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未被波及。
由于编者条件所限，有一些颇有特色的机芯并未被收录，如上海手表厂代号114计划的29钻19800振频自动军表A641/SS2型、24钻自动军表SS4型；天津手表厂ST7型高频机芯，等等。（见《钟表》杂志2016年第5期程建明先生《国表奇葩——历史上的中国军用钟表》、《国表奇葩——记七十年代国内高频机械手表的试制与研发》）
回顾国表30年来的发展历程，开拓者们胼手砥足、筚路蓝缕，从一穷二白做起，仅凭一腔热血和无尽巧思，宵衣旰食地走过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也最终将当时的中国制表业带到了世界前列。但是科技创新的发展注定是不平静的，石英风暴即将以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带来全球制表业的革命。动荡，就在不远的前方。
超
2018年 于 美国旧金山
附录：统机设计一桩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