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与荒诞

——从《苔丝》与《变形记》中看基督教信仰中的救赎主题

[摘要]

    从古希腊神话的人神同构，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高涨，到启蒙运动时期高举理性大旗，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张旗鼓地反权威、反中心，乃至公然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无意义”……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趋势: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与对象的分离现象越来越突出。所谓人与对象的分离，即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离心倾向。其中，罪感意识基于人与上帝、人与人关系的偏离断裂，荒诞意识基于人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分裂隔离。本文通过对《苔丝》与《变形记》的比较，分析罪感和荒诞意识中普遍存在的人与对象的分离现象。旨在阐述这一分离现象背后的内在矛盾，回归基督教信仰的救赎主题。

[关键词]

    罪感    荒诞    分离  救赎逍遥

[正文]

罪感

  《圣经·创世纪》有这样一则故事:亚伯拉罕敬畏上帝,要将惟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牺牲奉献出来,天使在最后关头制止了他并让他代之以羊来献祭[1]《创世纪》第7页。从此，替罪羊这一原型及其悲剧内涵在文学创作中流传开来。我们不难发现，在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中，其悲剧人物往往具有的替罪和救赎的意义，正是以羊为献祭救赎的仪式的文学表现。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也不例外，小说中的苔丝便是“替罪羊”这一形象的具体再现。

    苔丝赶着马车去集市,与邮车相撞，老马不幸丧命。这个由哈代精心设计的看似不经意的插曲，却给苔丝的一生蒙上了悲剧的影子。苔丝认为“既然老马死在我的手里,我想我应该做点事”。这种赎罪心理使她甘愿将自己摆在老马的位置上，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基于这种心理，她自愿到亚雷家去做工。她的悲剧人生也就此开始——最终难逃脱亚雷的魔掌，被打上耻辱不洁的烙印。不久，苔丝怀孕，在她看来这是上帝对她的恩赐，然而孩子刚生下不久便遭夭折，苔丝更是将其归于自己所犯下的罪。在苔丝苦难的一生中，与克莱相遇相知本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美好的事情，但她却无法正视这种爱情——爱得愈深，心中的负罪感愈重。她认定自己是个不洁的女人,带罪之人又何敢奢求幸福？即使后来情感战胜理智，苔丝最终接受了克莱的求婚，可那种罪恶感仍时时刻刻折磨着她。苦难与罪恶的意识已深植于苔丝的灵魂中，最后，她心甘情愿地抛开个人幸福，只身前往偏远的农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奉献与牺牲中去。

    “罪”在希腊文中的原初含义是“偏离”之意，在基督教义理中，罪是人与上帝和人与人关系的偏离断裂。罪感生命意向渴望从自身偏离上帝的关系中走出来，从生命沉沦、跌落的状态中走出来。如果没有人与上帝关系的原初规定，无论是沉沦感还是重生感都无从产生[2]《拯救与逍遥》154页。苔丝认定自己违背了与上帝的原初规定，为自己的不洁而自感卑鄙渺小，她厌恶自己的身体，进而厌恶自己的一切，陷入无力自助的沉沦境遇之中。在无边无际的沉沦中，苔丝并非是无动于衷或者坐以待毙的，她一遍遍地向上帝祷告、忏悔，寻求牧师的帮助，并希望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奉献来挽救自己的罪行，求得上帝的宽恕，渴望从偏离上帝的关系中走出来以获得重生。

值得注意的是，与荒诞意识不同，在罪感意识中，凡受罚必定是有罪的，人类没有能力把握神灵的意志，只能绝对的信仰上帝，获得重生只能依靠上帝的救赎。受原罪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影响，人生来即有罪，当年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教训历历在目，依靠自身力量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走向重生，只有顺从上帝的旨意，才能得到平安和赐福。

荒诞

与罪感意识相同，荒诞意识也是源于人与对象的分离，不同之处则在于，荒诞的分离断裂并非源于违背上帝原初的规定，而是人自身理性意识的觉醒并强大，转而对上帝、对所处世界的怀疑和焦虑。荒诞意识认为，上帝是荒谬的，所处的世界是荒谬的，但即便如此，荒诞意识还是走向了救赎的道路。

在阐述荒诞意识之前，读者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荒诞意识与荒诞信念不同，即看清荒诞与世界需要荒诞，没有荒诞人们无法生存是两回事。荒诞人与荒诞派作家的信念是不同的，荒诞人认为生活世界就是荒诞，没有意义，反抗荒诞也没有意义，任何价值信念都无法勾销荒诞的事实，生活需要荒诞，没有它，世界也许就一无所有了。而荒诞派作品的创作者则不同，在他们笔下，（荒诞派作家的）荒诞意识本质是反抗荒诞。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寓严肃于荒诞，借虚妄写真实，不合常理的描写是为了将人的精神异化用外形的异化再现在读者面前，其目的是暴露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引发读者的反思和自省，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荒诞并不意味着逃避和逍遥。阿尔贝·加缪在哲学集《西西弗神话》中把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世界称为“荒诞”：“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并指出“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渴求与向往和自然社会生存有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奋斗作为与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都是荒诞意识产生的缘由。”[3]《西西弗斯神话》

另外，加缪又将人类创造的理性国度与未知的非理性世界的边界称为“荒诞的藩篱”。而探讨这一问题的荒诞派作家们，不但不是逍遥者和逃避者，反而是“藩篱”的卫护者和拯救者。正如象棋里的“卒”和“車”既面临着跨越楚河汉界的危险，却又肩负着探索敌情的重任。他们身先士卒，勇往直前，敢于奉献。用鲁迅的话来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卡夫卡、陀斯托耶夫斯基、尼采、弗洛伊德……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奋笔疾呼，试图让读者看到世界最让人无奈、绝望的一面，并希望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发现新大陆的激情，进而帮助陷入信仰危机的读者消除裹足不前的焦虑，打破挡在现有认知与虚无世界之间的藩篱。

针对第一个问题，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明确指出：“所谓人必须承受荒诞的事实，是不真实的。所谓不坚信世界的虚无，人就没有真正的生活，至多表达了一类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把自己打扮成对世界真相的洞察者，在这种真相面前，不仅人的理性遭到羞辱，与人的本质相关的价值形态受到唾弃，人性与人道的信念被肆意歪曲，人的精神品质也遭到可怕的蚀害……[4]《拯救与逍遥》411页”

刘小枫的眼光无疑是远视并且锋芒毕露的。试想，当加缪、萨特、伊凡在高呼“世界本来就没有意义”、“世界是虚无的”口号时，内心该是做何感想？荒诞人之所以认为世界没意义，不是这个世界的错，而是将自己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分离断裂开了，有分离便有怀疑和批判，便有烦恼和焦虑、便有思考和辩解、便有解构和重构。是理性还是情感，超脱还是绝望，怀疑还是依然坚信，拯救还是逍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荒诞人将世界和上帝作为对立面，从而大讲超越与逍遥，作为寂寞中的独体，禹禹前行。而荒诞派作家通过重新省视人与世界、人与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类意识到传统的一套价值体系、甚至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观念体系都出了问题，面对这一危机，他们终日乾乾，直击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是推进还是阻止虚无主义。若要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我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后者，也即本文所要论述的荒诞意识。卡夫卡的《变形记》便是这一意识的体现，通过对格里高尔变甲虫这一荒诞情节的描写，深刻揭露了现代人的灾难感、渺小孤独感，无情地嘲笑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荒诞感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其终极指向还是救赎。

救赎

罪感也好，荒诞也罢，了解其内在矛盾后，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督教信仰中的救赎话题。“罪感意向引发的不是生命的自弃感，而是个体生命修复自身与神圣生命的原初关系。只有当个体生命所共在的世界也有意义的条件下，个体生命才有意义。这个意义，除了神圣之父没有别的根据。罪感恰恰是把人与上帝重新联系起来的第一个环节，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不自足的，自然状态就是沦落状态。沦落要走向赎回，罪人只有回到上帝身边才能重生。”[5]《拯救与逍遥》158页，作为基督教文化的新锐研究者及虔诚信徒，刘小枫点明了罪感意识所引导出的精神意向--救赎。

19世纪的哈代也深谙这一道理，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日日夜夜祈祷重回上帝的怀抱，深重的罪感无时不刻不萦绕于心头，压得她喘不过气，其潜意识里便是对得到上帝的救赎的无限渴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幸福的程度往往与他解脱苦难的程度成正比，同样，一个人渴望得到救赎的强烈度与他内心的罪感程度往往成正比，但前提必须是建立在对上帝虔诚信仰的基础之上。

与罪感意识相比，荒诞意识缺乏这种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救赎的在世态度。“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之中”[6]《人的状况》287页。这无疑给陷入人与世界分裂的状态从而产生信仰危机的人们带来一份心灵的慰藉。他们不再渴求重回上帝的怀抱并以此得到救赎，转而站在人类历史的风口浪尖，痛斥这虚伪的世界，无情的鞭挞人世间的种种恶行。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痛斥格里高尔，痛斥其父母及同事，痛斥资本主义秩序中的金钱至上，以利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表现形式不免失之夸张，而这恰恰是荒诞派作家的用意所在，就是要用这种夸张甚至怪诞的表现形式引发读者振聋发聩的效果，只有足够荒诞，印象才足够鲜明强烈。由此可见荒诞派作家的良苦用心，也应了上文所说荒诞意识不是目的，其旨在最终归于救赎。

综上所述，基督教价值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无论是人与上帝的偏离割裂，还是人与世界的分裂隔离，无论是罪感意识还是本文所论述的荒诞意识，其在世态度最终都归于救赎。对比荒诞人逍遥的在世态度，救赎则犹如背负十字架的苦行，旅途布满艰辛和血泪，但远比逍遥轻松和幸福，只要义无反顾的走下去，救赎者的内心自会收获更多的自得和满足。然而，读者同样应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末日审判时代的信念又该何去何从？到那时，人类的在世态度——拯救或逍遥，又将如何抉择？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三体》中对这一问题做了预期的假想，也代表着他的价值取向。在他笔下，逍遥包含着救赎，然而救赎最终都归于逍遥。在他笔下，主张拯救的杨文洁死了，一个又一个的面壁计划也最终失败，地球的命运最终归于灭亡，最后的人类逃离地球，在浩渺的宇宙漫游。

当然，这仅是刘氏一己之观点。身处信仰危机时代的我们，不妨同样预先思考思考这一问题——拯救还是逍遥。这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态度的问题，更是时代主题下一种集体的意识形态。笔者试结合长期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为例，对这一意识做简要分析。儒家振臂高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主张修齐治平，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倡导“知其不可而为之”固然精神可嘉，然而“为之”以后那无可奈何的绝望又有谁来拯救？道家则主张“顺其自然”，以及时行乐自居。不仅仅是儒释道三家，也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未来，也无论是东西方，是地球还是其它任何一个有文明存在的天体，其中关于拯救与逍遥的话题都紧扣着我们的神经，并难以言尽。

虽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社会文明、风俗习惯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规则契约不同，道德标准各异，但有一点，生存、发展的需求永远不变，而我们的集体，民族，国家，地球，乃至宇宙的饱和度却总是有限。

迄今为止，在地球上生存过的八百亿人中，身处科技信息时代的我们，不过百分之一。同样，我们当前的社会仅仅是数百万人类历史中的一幕，也不过是曾经无数个社会中不好也不坏的一个。认识到这一点并非呼吁我们及时行乐，追求安逸和洒脱，也并非听任事态的演变，完全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反，我们不乏前辈先贤们，一代代的辛勤开拓，不断地发觉现世的真善美，摒弃假丑恶。在倡导老庄的“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素”的在世态度后进而引导一种积极乐观、完备健康的行为方式。

[1]圣经·创世纪[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4.

[2]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同[4]

[6]人的状况研究[M].柳鸣九、罗新章编.漓江:漓江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