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偶遇一本新周刊出品的《民国范儿》，极好地阐释了大众心中日益滋长的民国情节。我们所怀念的，不是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而是那些在乱世中依然保持独立人格和精神、对学问对人生有着执着追求的人们。

『陈丹青说：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轮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哎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于是劈头盖脸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格、梁漱溟……我并没有核实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列传》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迄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19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扬，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宁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指使党羽，攻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我们为什么重温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重温吧……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

《荀子·劝学》中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由此想到古之君子所演化的先生，进而到今日之老师，这其实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更大的变化是内在。但即使我们明了一切，却又能做些什么呢？

书中关于先生的片段如是写道：『一个时代的气质是被人带出来的，这个时代失去了节制和节气，一切都轰轰烈烈地奔向那个庸俗的成功。回想民国尽管兵荒马乱，但先生之辈尚能淡定自如，有理有节，岂不令人谓叹？

先生在中国的渊源是君子，君子不是只懂得欣赏梅兰竹菊，吟花弄月；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以玉比德，温润内敛，有理有节，不攀附，不自弃。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