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前一样,本文的笔记均为博主自行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欢迎大家指正!)
认知革命
-“古代公社”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现当代婚姻中不轨行为的高发以及高离婚率,包括由此为儿童及成年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后遗症,其实是强迫人类生活在原生家庭以及一夫一妻制的结果,因为一夫一妻制本身是与人类的生物特性不协调的。
- 可以说大部分人生活在较小的群体中,数量一般几十到最多几百,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人类,但是有一个例外:狗。狗是第一个在农业革命之前就被人类驯化了的物种。专家对驯化的时间点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是至少在15000年前。这说明存在一定可能狗加入了人类社群甚至比那还早几千年。随着代代交替,这两个物种通过共同进化而达到能够互相沟通的程度。最能够满足人类要求、倾听人类感受的狗,得到了最多的照料与食物,也更容易存活。同时,狗也学会了利用人类来满足它们的需要。如此长达15000年的强大关系在人类与狗之间产生了深刻的互相理解与互相喜爱,程度远大于人类与其他任何物种。
- 大部分智人靠游牧生存,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来寻找食物。他们的活动受季节变化影响,例如动物的每年迁徙与植物的生长周期。在一些特殊情况,当食物来源较丰富时,人类游群在一个季节内安顿下来甚至永久定居。最重要的是,人类会在海物丰富的海边或河边建造永久的渔村 -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永久性的定居,远远早于农业革命。渔村可能早在45000年前就在印度尼西亚岛的海岸线上第一次出现。这很可能奠定了智人展开第一个跨海洋的运动的基础:入侵澳大利亚。
- 那时即使是平均水平的食物采集者都比当今后人对周遭环境具有更深更广的了解。今天,大部分工业社会的人不需要通过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而存活。人类整体虽然比古代族落具备更多的知识,但是就每个个体而言,古代食物采集者是历史上知识面最广、技能最强的一类人。证据表明智人的平均脑部体积其实在食物采集年代之后是减小的,因为那时为了存活,人类需要极强的头脑。
- 大部分学者认为万物有灵信仰在古代食物采集者中很普遍。万物有灵是一种相信几乎所有的地点、动物、植物、自然现象都存在意识与感受并且可以与人互通的信仰。在泛灵信仰的世界里,事物与生物不是唯一的有灵性的存在。无形事物也是如此-死者的精神,友好或恶毒的事物,我们称为魔鬼、童话、天使的那种。万物有灵的信仰者相信在人类与外物之间没有障碍。他们不是一个具体的宗教系统。它是一个关于上千种不同宗教、崇拜、信仰系统的统称。
- 我们其实对食物征集者的世界的社会政治系统几乎一无所知。
农业革命
- 农业革命让农民的生活与古代的食物采集者相比普遍变得更加困难、更少满足感。会狩猎的食物采集者花很长时间于强度大、多样性高的活动中,也因此有较少的饥饿与疾病。农业革命虽然在以人类为代价的基础上增加了食物量的总和,但是额外的食物并没有促进更健康的饮食或更丰富的悠闲。反而造成了人口的爆发与精英的弱化。平均水平的农民比平均水平的食物采集者更加卖力,却反而获得了更差的饮食。农业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欺骗。
- 乡村生活当然为第一批农民带来了一些立竿见影的好处,例如更有效的抵抗野生动物、下雨与寒冷。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坏处很可能是大于好处的。这种观点也许很难为今天繁荣的社会所认同。既然我们享受富饶与安全,并且我们的富饶与安全建立于农业革命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就假设农业革命是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评判几千年的历史是错误的。
-那个年代小麦为农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它其实对每个个体而言毫无作用。但是对智人这个整体而言却是有影响的。种植小麦为每单元的土地提供了更多食物,也因此使得智人的人口数量以指数形式翻倍。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当人们通过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来获得食物的时候,巴勒斯坦杰里科周围的绿地最多可以支撑一百人的相对健康平衡的族群。在公元前8500年,当野生植物被小麦田取代时,同样的绿地可以喂养多大1000人的拥挤的村庄,但是他们却承受了明显多的疾病与营养不了。进化的货币不是饥饿或痛苦,而是复制DNA序列。正如一个企业的经济成功是通过它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来衡量的,而非它员工快乐与否,同理一个物种的进化是通过它的DNA复制数量来衡量的。如果不再有DNA拷贝存在,这个物种就灭绝了,正如一个没有钱的公司宣布破产。如果一个物种爆发了大量DNA拷贝,那就是成功,这个物种得以繁衍。从这个角度来讲,1000个拷贝总是比100个拷贝好的。这就是农业革命的本质:让更多人在更差的环境下存活下来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人们要关心这个进化论的计算方式呢?为什么任何一个清醒的个体要通过降低他的生活标准来使智人的基因序列翻倍?没人其实同意过这场交易:农业革命就是个陷阱。
- 当人类烧掉森林与灌木丛,这也同时帮助了小麦的生长。大火消灭了树丛,使得小麦与其他草丛独占阳光,水,与营养物质。在小麦格外丰富、其他食物与水源也充足的地方,人类族群会逐渐放弃游牧式的生活,选择在季节性甚至永久性的地方定居下来。一开始他们也许只在丰收时期安营扎寨一个月左右。但是一代人过去了,小麦量翻了几倍,丰收的营寨也随之长达五周、六周、最后变成了永久的村落。在收集野生麦子的时候,他们会将一部分留下来去为下一个季度播种。他们发现将谷物播种的更深,而非洒在土壤表面上,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于是人们开始锄犁,还逐渐学会除杂草来抵抗寄生虫,并且给它们浇水灌溉。随着更多的努力用于谷物栽培,能用于狩猎野生动物的时间少了,食物收集者变成了农民。放弃游牧式的生活形式让女人每年都能孕育后代,婴儿也更早地断奶——因为它们可以以粥为食,人们生活的营寨受疾病传染。为什么人类犯了一个如此致命的计算错误?
- 人类无法真正领会他们所做决定的后果。每当他们决定做更多体力活的时候——比如去锄田而非将种子洒在土壤表面上——人们觉得,是的,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早期的农民没能意识到用粥取代母奶来喂养婴儿会削弱他们的免疫系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会给传染性疾病提供温床,对单一食物来源的依赖会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干旱的威胁,丰收的年岁里饱满的谷仓会引来小偷与敌人使得他们开始筑墙与站岗。历史的铁律之一就是奢华一旦变成必需品,就会产生新的义务。一旦人类习惯了某一种奢华,他们就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然后开始依赖于它,最终达到没有它就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这个奢侈陷阱的故事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人性对简单生活的索取释放了强烈的力量,用一种无人预料或需要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没有人真的策划了这场农业变革,也没有人刻意在谷物的栽培中寻求人类的依赖。而是一系列简单的只是用来填饱肚子、获得安全的决定,逐渐累加,产生了强迫古代的食物采集者每天在烈日下抬着水桶的效应。
-这些情况解释了,农业革命是人类的计算错误。这是说得通的。历史其实充满了比这还讽刺的错误计算。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并不是对简单生活的搜索导致了这种转变。也许智人有其他的动机,故意使得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艰难来达到目的。
- 农业革命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一些学派认为它让人类走向了繁荣和进步。其他学派坚持认为它引导人类走向了衰败。这是一个转折点,他们说,在这个转折点智人切断了与自然互利共生的模式,短跑冲刺走向了贪婪与隔阂。无论是哪一个方向,都没有后路。农耕让人口增长如此剧烈、迅速,没有任何一个复杂的农业社会可以在返回到狩猎与采食状态下继续生存。
- 农耕的压力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它是大规模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基础。悲哀的是,勤劳的农夫几乎从未真正达到他们辛勤劳作想要获得的经济安稳。统治者与精英集团突然崛起,剥夺农民的剩余食物,给农民留下仅供生存的余粮。这些被剥夺的额外食物点燃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他们建造宫殿、城垒、纪念碑与寺庙。一直到后现代,超过90%的人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他们产生的额外食物攻击给了精英集团的少部分人——皇家,政府,士兵,牧师,艺术家与哲学家——都是那些撰写历史书的人。历史都是由很少的一部分人书写的,而大部分人都是在锄田搬水桶。
- 古代社会学家会以为,神学不可能让成百万互不相识的人合作共事。但事实证明这是错的。神话发生了,它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强大。当农业革命为建造繁杂的城市与威严的国家创造了机会,人们开始发明关于伟大之神、故土的故事来满足社会关联的需求。当人类进化还在以它通常的蜗牛般的速度前进时,人类的想象建造出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惊人的队伍。从古代米索布达尼亚的城镇到秦朝到罗马帝国,它们全都是建立于“想象”而成的秩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