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从南京回镇江的住地。二号线马群下地铁后，便转乘回家的楼巴。
楼巴站上依旧队排到老长。抱着一丝希望，我排在了最后面。
很快，车便来了。乘客按着前后秩序地上车，等我上去时，车上只有后排的几个位子，我只好坐在了那里。
安稳了，就等着坐回到园区，转个小巴便可到家了。
车厢里，一向约略安静的氛围似乎有些异样。是吵架，乘客和司机在吵！
那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乘客，不知道在和司机争吵什么。那一口娘娘的南普，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气魄。
司机也当仁不让，一边开车，一边理直气壮地打嘴仗。
可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争吵？听了十分钟了，我还是没弄清。
就那么闲，没事听相声？可没那么好心境！
我乘车一向坐在中后排的靠路边侧，就是觉得那里的位置才是万一状况下安全几率最高的。这次运气差了点，坐到了后排侧边，座位不是太好，但也不是最差。可这个时候，司机和乘客干仗的时候，我是一点儿安全感都没了！
我害怕司机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们一起上地跟别的车干起来，那可不是这俩货嘴仗的悠闲！我害怕司机一气之下撂挑子，把我们都扔在半路，剩下的路就只能靠11路了。但这还不是最怕的！既然司机嘴仗都能打得如此持久，如果他真的拼命了，那后果，即使坐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我也吃不消！
哆嗦着、忐忑着、犹豫着，巴望着车厢里能谁站出来，劝阻一下，改变我们的不妙境地，可始终没有！车厢里一片静悄悄，除了南腔北调的两个中年男声。
我居住的这片住宅区位于镇江的西部，南京的东面，因为距离南京主城范围也就几十公里，有不少南京人移民来到这里，这多半都是已经退了休的中老年。而居民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天南地北了，全国各地都有，又以东北、安徽、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青年移民居多，东北的中老年移民也不少。
按说，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么多地方人聚集在一起，总有些性格不同吧？可在当下的车厢里，所有的差异都统一了，那便是沉默，或者叫做冷漠。
长达十多分钟的沉默！似乎无人关心吵架的后果，更无人去管他们为什么吵。所有的乘客或者闭目养神、或者无聊地看着，一片“寂静”。
曾经读过一两百多年前一位英国人的中国旅行记的片段。作者在那篇文章里特别记录了他对当时中国人神态的观察。
他从南方（记得是番禹）上岸，一路向北，直到北京。在长长的路途中，他遇到了不同场合下的许多中国人，而结论只有一个。
他写道，路上的行人形色皆无，木着脸走着；衙门里，官员颐指气使，受虐者唯唯诺诺；刑场上，围观者看着刀起头落，无一丝动容！
他说，这是个麻木的民族，全无一丝生气。完全不是欧洲人眼里的强国，或者是可以强大的国家的国民状态。
他由此得出结论，以这样麻木的民族性，这个民族绝无所谓“崛起”的一天。
前些日子有说，在美国最好的高校，包括哈佛耶鲁，都已经不愿意接受中国学生了。虽然多年来，中国留学生都以专心学习、成绩好而著称，但他们还是不愿意要了。说是在多年的统计中，中国学生能够给予学校的回馈几乎是零！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回校担任教师的几乎绝迹。他们不知道要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样无用的人做什么！
而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无非就是骨子里麻木、懦弱的控制，致使他们无法再前行，成为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孩子是无辜的，每一个初生的婴儿都是一张白纸，我们要写什么画什么都可以，但我们的书画决定了他（她）的一生；而我们的性质又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就比如那刘姓女子和司机等一车人的结局，无外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车继续往前开着，嘴仗也继续地打着，直到后排的我再也经受不了这恐吓，站了出来。
我没有一丝得意，就如同二十多年前在花家桥，众目睽睽之下从两个新疆人手里救下一个女孩钱包的时候那样，没有得意，只是惊叹周围的麻木。
重庆坠江，我们所看到的麻木又何止那一车的乘客！重庆的管理者难道就不麻木吗？同样的事故屡次地发生，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而键盘侠们，我们都是键盘上的豪客，如果直面这一切呢？
勇气、责任并非只因那一时而发，它积淀于日常的点点滴滴，包括我们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最终都要反馈我们自身，要我们以生命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