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后再回想初一那段时光，原来我和大莲的的确确是学校的一对怪异又般配的组合。但当年我对此毫无知觉。
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时，我有点儿心慌。
整个小学时代，我是靠姐姐罩着的，凡事不必亲自出马。姐姐比我大三岁，从我刚有一点儿记忆起，她似乎永远在我视线之内，我的吃喝拉撒睡，差不多都归她管，又让我心烦，也让我心安。
我们住在离矿区不远的小镇矿区宿舍。左邻右舍每个家庭都差不多，大人在矿上工作，孩子们自由地在镇上撒欢。大孩子要照顾弟弟妹妹，当然这事，总是姐姐做得比哥哥靠谱，所以家有长女是当父母的福气。和很多长女一样，姐姐比正常入学年龄晚一年上学，拖着我一起走进小学教室。虽说我可以去矿上的托儿所，但爸妈觉得还是把我交给姐姐看护更放心也更划算。那时，子弟小学对入学年龄管得也不紧，我也就跟着混进去了。小学毕业，姐姐成绩优异，去了镇一中，只会抄姐姐作业一考试就砸锅的我只能混在二中。
那年我大概虚岁十二岁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对岁月的流逝总有恍惚感，每当有人问我类似哪年上中学、多大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婚这种问题，我总得仰头看天同时暗暗掐指细算，好像是在数着别人的人生。我掐指细算，并反复核对了几遍，确定，那年秋天我周岁十岁，但按老家的算法，虚岁我已经十二了。这大概是我爸妈觉得我可以脱离我姐的保护自己去初中混江湖的原因。
但我爸妈显然忽视了混江湖所必须的其他条件。我从小发育格外迟缓，看上去总比同龄孩子小一、两岁的样子。那年，我身高不到一米三，细胳膊细腿，我妈主理的锅盖头配上我硬撅撅的发质便总是鸟窝一般乱蓬蓬的，身上穿的布拉吉是姐姐小学三年级时在校少年队鼓乐队的队服。同班同学大抵比我大两岁以上，大我三岁以上的，要么是像姐姐这样因为照顾弟弟妹妹而晚入学的，要么是留级所致。
有两件事毫无悬念，第一，“小萝卜头”这个外号跟着我从小学升到了初中；第二，在体力上我跟其他同学毫无竞争优势。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课间操我站在班级最前面，整个队伍无论横纵，到我这个位置陷入一个陡峭的坑。
罗永浩说过，小孩打架就是拼发育。此言极是。在新环境里，除了被动挨打，我别无选择。这么说，并不是讲我的同学个个都是混世魔王，专门欺负弱小。但毕竟课间只有十分钟，我们的教室离厕所又远，除了上厕所，大家还想在课间玩点儿什么，时间真的很紧张，用狼奔豕突来形容课间十分钟是很形象的。我的身高在大部分同学平视的视线之下，一不留神把我撞个跟头或磕到门框、墙上在所难免。至于有几个男生专喜欢站在教室四角，把我的书包、作业本、帽子什么的抛来抛去看我往来奔忙，直到我大哭起来才会住手，也不过是玩笑而已。我很快就发现，只要我哭起来，他们就心满意足把我的东西丢下，一哄而散。
开学第一天，我已经预感到了学业之艰辛。班主任看到我时格外一惊。他问我，你多大？我答，十二。他又问，你几岁上学？我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答，七岁。我猜我掰手指的行为更添他的忧虑，他是教数学的。第二天，他很正式地跟我说：你现在是十周岁，到年底满十一周年，上学报周岁，不用虚岁。他说这话的时候，透过眼镜片死死地盯着我，让我很紧张，匆匆瞥了他一眼就赶紧低下头去。我第一次准确地知道原来年龄分周岁和虚岁，我想想，我姐以前一定是提过的，但我没有在意过，小学时学校填什么表格她都填两份。我回家去问姐姐，证实了我的推测。但无论如何，结果就是在年龄的问题上我更加糊涂，以至掰着手指也可能数错。
学校是“工”型平房。中间短竖是校长室、老师办公室和两个理化实验室，短横是高中部，神秘地隐藏在学校的后方，里面出没着我所不能理解的另一个世界的人。长横是初中部，与我的世界相离不远。正中是学校的正门，对着大操场，操场右边是厕所。两横之间短竖之右是一个小小的生物实验田，平时锁着门，只有生物老师有钥匙。之左是一个大花坛，冬天是秃的，但夏秋季开满最易活的花：地雷花、扫帚梅、臭菊，这都是土名，后来我知道它们都有很神气的学名，地雷花叫紫茉莉，扫帚梅叫波斯菊，臭菊叫万寿菊。还有一种花，叶子像小荷叶一样，金黄色的花，但我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上课的教室就在长横的左边，窗户靠花坛一侧。
为了保证学生们不会变成斜视，学校的座位要轮排。每周一，学生逐排换位。第一周靠窗，第二周就往靠门方向移动一排，而靠门的那排则移到靠窗的位置。每当我轮到靠窗的位置，上课的四十五分钟就不那么难熬了。开学时已经秋天，但花坛仍然开满花，蜂缠蝶绕。下课时，只要不去厕所，我必会翻窗跳进花坛里，这样，一方面避开与同学们在走廊里、操场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收集一堆地雷花的种子，或者逮只蜻蜓蝴蝶，供我下一堂课娱乐之用。语文老师讲《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时，我想，那花坛就是我的百草园，只是没有何首乌藤让我牵倒校舍的墙。
有时，当上课铃响我想翻窗回到教室时，才发现窗子已被人从里面关死，我只好绕房狂跑半圈，气喘吁吁地站在教室门口听任课老师的训。有时，地雷花的种子会变成男生弹弓的子弹。但这都不算大麻烦。
去厕所是大麻烦。
第一关是走廊。那走廊又窄又长，两边分列着教室，我们的教室在最尽头。我的记忆里，那走廊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从来不曾明亮过，而且暗含杀机。在那里，可能被人抢了沙巾、帽子，或一时不慎，被一条突然伸出的腿绊个趔趄，甚至一个大马趴擦破手掌、膝盖也不算太意外。第二关是女厕所门外。常有男生在那附近，像我这样的女生自然是他们的娱乐目标。当然，并非每次去厕所都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真正遭遇战的次数很有限，但威慑力却十分强大。以至于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会去。每次奔向厕所时，几乎都是水满欲溢的最后时刻。那时候的我，并没意识到这样反而更令情势恶化。当我如离弦之箭一样射向厕所大门时，实在过于醒目不容忽视，本来没有集结在女厕门外的男生也仿佛看到号令一般迅速从操场上结集而来。而这，到冬天时，又凭添了第三道难关：冬衣层层叠叠仿佛无穷无尽，而经过女厕门前的一番鏊战，我的两条腿像绞股糖一样扭在一起，已冻僵的手指绝望地与冬衣及裤带做最后缠斗，在厕所外强忍住的眼泪此刻终于决堤，倘若此时上课铃声响起，则更是乱上添乱，让我呜咽出声。
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样一幕：自己从厕所走出来，操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没有回教室，而是一路哭着，叉着腿走回家。但我总不确定这是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自己对这一幕恐惧的想象。我也记不清自己有没有跟爸妈说过我在学校的事，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结果都是一样，我在学校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女生们不带我玩，男生们时不时地拿我寻开心。
终于有一次，我在女厕所门外就哭了出来。正当其时，斜次里冲出一个人，大喊”打死你们这帮小逼崽子”，几个男生哄地四散奔逃，跑远了之后开始喊“大脸傻，大脸疯，大脸大屁股还大胸；大脸疯，大脸傻，大脸不穿大裤衩”。
我面前站着一个穿着脏脏的花罩衫的女生，比我高出一个头还不止。不知道是她本来就很壮实，还是棉袄棉裤比较厚，总之她看上去很粗壮。十冬腊月，她头上没带帽子也没围围巾，扎着两条辫子，或者，我应该说，早晨时应该是扎了两条辫子，因为此时已经松散开，乱糟糟两团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她的脸盘又大又圆，嘴唇厚厚的，但最醒目的是她的眼睛，左眼斜视得厉害，让你搞不准她在看哪儿，这使她看上去又凶又邪。这会儿，那双眼睛冲我背后一笑，说：走，我陪你去上厕所，看那群小逼崽子谁敢过来。这一句话我听真切了，她轻微地有点儿大舌头。
大莲和我同班，那年十五周岁十六虚岁（我认真地数了好几遍确认正确），是全班最大的学生。为什么一个学期都快结束我却一直没有注意到同班的她？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当年的我，但的确让成年后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她的相貌无疑让人过目难忘，就算她一直坐在最后一桌，就算她经常缺课，我也不该把她忽视吧？因此，我推测我极可能并没有在家里提及自己在学校遭遇的麻烦，毕竟，我是个相当迟钝而简单的孩子，迟钝得近乎麻木，简单到几粒地雷花种子就可以玩上一节课，放学回家的路上逮到一只蚱蜢就足以让我忘掉学校里发生的不愉快。
自那以后，一下课，大莲都从后面走到我的桌前，问我要不要去厕所，每节课间都问，好像我得了尿频症。如果我说不去，她就拉着我去操场上疯跑一会儿。有了她的保护，我倒是不怕上厕所了，但所到之处，常常要听男生们远远地吼那歌谣。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说她傻。她憨憨地笑了，说，我就是傻呀，从小就傻，尽留级了。那为什么说你疯呢？我追问。这次她笑得颇有些得意，刚上小学时，经常有男生欺负她，有一次，她全不管另外几个男生如何拳打脚踢，只是逮住其中一个没头没脸地连抓带挠又撕又咬，那把男生打得跟个血葫芦似的。从此疯名远扬，再也没人敢跟她近身肉搏。
“他们就敢远远地骂我，骂就骂呗，又不疼。”她的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笑，左眼斜得更厉害。
后来，那歌谣又有了新篇章：大脸小萝卜头，一起掉进臭茅楼。
期末考试，我全班倒数第二，大莲倒第一。我想，这下还真一起掉进臭茅楼了。
家长会后，我挨了一顿打，然后被锁在家里，由拿三好学生奖状的姐姐给我补课。所以，变相地，姐姐也被锁在了家里。我不知道姐姐会不会认为这是以我的错惩罚她，也许她早已经习惯了因我的错领罚，当然这是我过了很多年才想到的，当时的我只是恨她照着爸妈的吩咐不恂私情。姐姐逼我把自己一学期的作业不论对错全部重做一遍，又把她一整学期的作业抄了一遍，她的作业全是对号，一个叉都没有，所以我只管照抄就行。我抄得手腕子发酸，中指上磨出的新茧子生疼，刚一反抗，就被她拧肉。姐姐不能算是称职的老师，毕竟她自己也只是个初一学生，除了抄作业她也没有别的教学方法。但爸妈不懂，每天下班看着我抄写得半本半本还算整齐的作业，他们很满意。到春节时，就把我们放出来了。
大莲春节前来敲过我家门，发现我被锁在家里，只好悻悻而返。姐姐知道大莲是谁后，笑着拧我的肉说：难怪你越来越笨越来越傻。那一刻，我突然对自己这唯一的朋友有了耻辱感。
开学后，大莲仍然与我形影不离。我既不知道怎么甩开她，又害怕甩开她后我怎么上厕所。
花坛里的花又开起来的时节，大莲陪着我一起翻窗户，翻进花坛之前，她会点着班上几个男生的鼻子嚷：你们特么的敢关窗户，信不信我拿凳子挨个儿砸死你们！
果然再没有人关上窗户。
我的脑海里一直留着一个画面。我一寸一寸地向前探手，在最后半尺远时，那只宝蓝色的蜻蜓毫无征兆地腾空而起，稍一盘旋飞向花坛另一边。顺着它飞去的方向，我看到大莲。大莲似乎一直没掌握辫辫子的技术，早晨时两条短辫还勉强可看，接近中午时，就松成两团乱麻。她的衣服也常常邋里邋遢地满是污渍。这些配上她的相貌，便是她又傻又疯的明证，不招人排挤戏弄似乎很难。但那一刻，校园那一角普照着初夏的阳光，大莲周身所有不完美的细节统统被逆光掩盖。她盘坐在花坛边，的确良衬衫白亮亮的好像绸缎一般，凌乱的发丝如一团金色柔美的圣光笼罩在她头顶，鬓角插着一朵淡紫色的扫帚梅，微风拂过时，狭长的花瓣像手指轻抚那摇曳的圣光。她右侧脸对着我，勾着头，眼帘微垂，专注地用艳红的地雷花花瓣涂抹指甲，厚嘴唇微微翕合，我听到轻轻的哼唱：“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那是唯一一首她不会唱跑调的歌，虽然她总是把“泉水”唱成“浅水”。
迟钝的我从来没有想起来问大莲，为什么她会帮我赶跑那些坏小子，为什么她执着地做我的保护神，因为我私心里并不觉得这个保护神多么给自己添光彩。长大以后，我总是试图把那段经历完整而合理的拼凑出来，但从来没有成功过。那段记忆是成百上千张褪色发黄的老照片，没有顺序也没有主题，每一张都细节模糊。像大莲在花坛中的这张，色彩如此生动细节如此清晰的少之又少。可我往往又要怀疑，这些色彩和细节是不是我在每次回忆时凭空添加的。
比如，大莲真的有过白的确良衬衫吗？因为身材比同班女生都格外魁梧，又不会正步走，唱歌又跑调，大莲向来与所有列队表演无缘，所以按理说，她不需要白的确良衬衫。我搜遍脑海里所有与大莲相关的老照片，比如我俩吊在操场边的双杠上、骑在杏花树杈上、钻在毛桃丛中、躺在校围墙外河堤坝上、在花坛里挖蚯蚓……，但只有这一张她清清楚楚地穿了白的确良衬衫。
所以，我时常怀疑，也许，初中的那段记忆尽是些失真的东西。那条走廊并没有那么长那么暗。爸妈总是说我小脑不发达，平地也会摔跟头。所以，真的有人伸腿绊我吗？
那个期末，大莲仍然是倒数第一，而我，考得不太差。因为家长会后，我并没有挨打。暑假里的某一天，我突然福至心灵，想起来，那一整个学期，每天放学，姐姐会逼我一起写作业，如果我不用心，她就拧我的肉。我很奇怪何以她对我的学习如此上心，到这会儿才明白，姐姐不想暑假再被锁在家里。
发成绩那天，我问大莲回家会不会挨打，大莲说，刚上小学时打过，后来习惯了，就不打了。我想，这也是不错。在学校，大莲从来不用担心上课老师会提问她，趴在桌上睡觉也不会有粉笔头飞过来，不想上课时她不需要编瞎话，只要径直走出学校就行。我想，我是有点儿羡慕她的特殊待遇。
然而她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让我揪起心：我怕是又要留级了。
为什么？我紧张地问。
她抱着头说：因为我笨，学不会。
初二开学时，我没有见到大莲。放学后，我跑到大莲家。大莲说：我不念书了。我大概应该是问过她为什么，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说：如果在学校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最近认了个干哥，在这一片可厉害了，他有一帮哥们儿，保准能给你出气。
我担心晚回家挨揍的可能，飞快地往家跑。边跑边回想上学期的一次针对高二男生的“流氓闹校”，并把大莲干哥的形象直接套在领头的那个流氓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没有人再欺负我。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突然长高了近十公分，还是因为平面几何不再能困扰我。没有人再叫我“小萝卜头”。窗外的花坛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自学校杂役去南方下海，那花坛不再有人浇水维护，杂草慢慢滋生。我仍然不喜欢那条长长的走廊，下课时，宁愿坐在座位上看书做题，除非要去厕所。厕所也不再那么遥远和恐怖，甚至有时会有女同学与我同路。班主任看我的眼神已经近乎慈祥。
初三快毕业的一天，放学后我正在做值日，窗外有人叫我的名字。
大莲站在窗外，身后是近乎荒芜的花坛。她怀里抱着一个很小的奶娃娃。我翻窗跳出去，就着她的怀里看着那个嫩嫩的娃娃，两只眼睛灵动明亮，正起劲地吮着一根大拇指。
“我的。特意抱来给你看。”大莲骄傲地说。
那是我和大莲最后一次见面。
三十年后，我在一本植物图鉴上终于知道，花坛里叶子像小荷叶一样的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叫旱金莲。如果我没有记错，大莲的大名似乎就叫韩金莲。
2019年短篇练习 9
最近在读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Alice Munro的短篇小说集《Dear Life》，又打破了自己最近对短篇写作的感悟，进入新的懵逼阶段。
还写了另一个版本的大莲，有兴趣的对比一下，告诉我更喜欢哪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