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当我第一次见到查尔斯·斯特克兰德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此人有什么过人之处，但现在却不得不承认其伟大。我说的伟大可不是幸运的政客或成功的军人所拥有的那种，那种伟大不属于个人，却与职位相关，所处的位子不同了，性质也就随着改变了。去职的总理常为夸夸其谈之辈，解甲的将军多为市井平凡之徒。查尔斯· 斯特克兰德的伟大是真实的，他的画，你可能并不喜欢，但绝不会不感兴趣。那些画既引人入胜，又使人不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不再被人嘲笑，其古怪、任性的风格也不再被人拥护和赞美，而他所犯的错也被认为是非凡成就之下不可避免的瑕疵。有关其艺术地位的争论仍在继续，追慕者的奉承与贬低者的轻视相比，前者所表现出来的偏激执拗也许并不比后者少，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便是他的才华。在我看来，艺术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艺术家的个性，若其独树一帜，他再有错我也不会介意。我觉得维拉斯奎兹是一位比埃尔· 格列柯更出色的画家，但因墨守成规，人们对他的喜爱有限：克里特岛人，耽于感官之欲又悲情满满，虽祭出了自己灵魂的隐秘，但方式似乎是亘古不变的。演员、画家、诗人或音乐家，通过其美丽庄严的作品，满足了人们的审美之欲；但与性本能有关、同样粗野的是：他也将他自己作为更大的礼物展示在你面前。探寻其秘密的过程极具吸引力，犹如看侦探小说一般。它是一个谜，与世间万物分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美好。即使是查尔斯·斯特克兰德最微不足道的作品，也暗示了一种奇怪、痛苦且复杂的人格，正是由于这一点，那些不喜其画作之人无法真正做到对其作品漠不关心；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对其人生和性格如此感兴趣，如此好奇。查尔斯·斯特克兰德死后四年，莫里斯·休莱特才写出《文雅信使》中的那篇文章，以致于籍籍无名的画家没有被湮没，这为后来那些多少要温和一些的作家开了先河。在法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哪个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能在一开始就做到一锤定音，他们的那些评论最初总是显得夸大其词，即使后来发生的事又证实了其论断。如今，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声誉已在莫里斯·休莱特铺设的道路上牢固地树立了起来。他得以扬名立万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是，若非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画作可以展示其性格，我将无意去讨论这件事。一些画家傲慢地宣称：外行不懂绘画，他显示其具有鉴赏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手中的支票。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艺术领域，作品只能被从业者完美地领悟，这是荒诞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展示，而情感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语言。然而，我也相信，一个从未锻造过自身画技的人难以对一幅画的真实价值评头论足，而我偏偏对绘画一窍不通。幸好我不必去冒这个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格特先生——一个作家兼令人钦佩的画家——在一本小书中详尽无遗地讨论了查尔斯· 斯特克兰德的作品。此书的风格极具魅力，堪称典范，通常，这种风格的作品在法国更加流行，而不是英国。

       为引起人们的探寻之欲，莫里斯·休莱特在其名作中精心描绘了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人生履迹。在对艺术怀有无私热忱的同时，他确实希望那些聪明人能够注意到查尔斯·斯特克兰德最高水准的才华与独创性，但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他不可能意识不到 “人性常情”更容易影响到他的议题。例如，联想到查尔斯·斯特克兰德过去的人际往来，有些作家与他相识于伦敦，有些画家在蒙马特尔的咖啡馆与他碰过面，当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曾与他们为伍的人，这个在他们看来不过又是一个失意画家的人，却开始接连出现在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被视作一个真正的天才，那么，这个人的回忆录，那个人的评价，都可能使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名声恶化，公众的猎奇心态被迎合了，却又无法被满足。这个主题很对勤劳的韦布里奇·罗索尔兹胃口，他在其气势磅礴的专著中已能够就那些“权威”列出一个醒目的清单。

       人类天生就有缔造传奇的能力。那些发生在卓尔不群之人身上的事，只要足够迷幻或惊奇，就会伴着狂热的信念成为传说。这是浪漫人生对平庸生活的抗议。传说中的情节成就了英雄的不朽。哲学家讥笑道，沃尔特·雷利爵士能被人铭记，更多是由于他为了能够继续前进，找了一个借口来应付女王，而不是因为他将英语带到了未被发现的国度。查尔斯·斯特克兰德默默无闻，树敌多于交友，那么那些描述他生平的人竭力借助生动的想象来支撑少量的回忆便不足为奇。很明显，这些回忆即使量少，仍然让那些不切实际的作家获得了足够多的机会；他的生活奇怪而糟糕，他的性格粗暴而可恶，而他的人生则悲惨至极。到适当的时候，传说会因情节详尽而令明智的历史学家犹豫是否应当否定它。

       但罗伯特·斯特克兰德牧师肯定算不上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写那本传记显然是为了在论及其父亲后半生时“消除那些广泛流行的确切误解”，因为那“为还活着的人造成了相当大的痛苦”。显然，关于斯特克兰德的人生，在那些广为流传的描述中有很多能让一个家庭蒙羞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我读那书本是为了消遣，然而，其苍白乏味的内容又令我暗自庆幸：笨拙的斯特克兰德先生描绘了一个优秀的丈夫、父亲，一个温和、勤奋、高尚的男人。现代的教士已在其科学研究（我相信那被称为解经）中掌握了一项专门用作辩解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技能。罗伯特·斯特克兰德牧师巧妙地“解释”了所有与其父亲相关的、一个孝子不是很方便提及的事实，这种狡黠必将引导他在恰当的时机获得教会的最高荣誉。我已经看到他健壮的小腿放进了主教的护靴。这样做虽勇气可嘉，但也并非安全无害，因为那些被普遍接受的故事对其父亲名望的建立可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很多人被他的画吸引是出于对其性格的嫌恶，抑或是对其死亡的同情。儿子出于好意的努力给其父亲的仰慕者们带来了一股巨大的凉意。果不其然，在思特克兰德先生的传记引发讨论后不久，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撒玛利亚女人》——在奥斯陆的成交价便比九个月前少了二百三十五英镑，当时这幅画本被一位著名的收藏家购得，但此人的突然离世使它又回到了拍卖台。如果一个故事满足不了人们的猎奇心态，而一个人在发挥缔造传奇的卓越才能时也没有果断地弃之不用，那么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影响力与原创性就不足以扭转局面。不久之后，韦布里奇·罗索尔兹博士的著作便最终打消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顾虑。

       韦布里奇·罗索尔兹博士属于那种不仅相信人性本恶，还认为人性会不断沦丧的历史学家。就读者而言，与其让某些作者将伟大的传奇人物打造成国民美德的典范进行恶意消遣，确实还不如自行解读来得实在。就我本人而言，很抱歉，我认为安东尼与伊利奥帕特拉之间除了经济关系以外，什么关系也没有；谢天谢地，要让我相信提比略作为君主表现得跟乔治五世一样无可指摘，目前的证据是远远不够的。罗伯特·斯特克兰德牧师那只褒不贬的传记难免让人对那不幸之人感到同情，鉴于此，韦布里奇·罗索尔兹博士专门作了论述。传记作者恰到好处的含蓄被丑化成虚伪，其婉转之词被称作谎言，其沉默被诽谤成背叛。在一些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被谴责而作为一个儿子可以被原谅的瑕疵上，盎格鲁-萨克森人被指责成：保守、奸诈、自负、阴诡、精明以及不善厨艺。为了驳斥那些让人相信其父母之间确实存在“不愉快”的叙述，斯特克兰德先生陈述说查尔斯·斯特克兰德在一封写自巴黎的信中称其妻子为“一位杰出的女人”，我个人认为这是轻率之举，因为韦布里奇·罗索尔兹博士以摹本的形式公布了那封信，相关引文的实际内容如下：“我该死的妻子，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我希望她下地狱。”教会在其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也不至于以这种方式处理不受待见的证据。

       韦布里奇·罗索尔兹博士是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拥趸，洗白他并不会有任何风险。在那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行为下，他那精准无误的眼睛总能找出鄙劣的动机。他既是艺术研究者，又是精神病理学家，潜意识里的秘密在他眼中暴露无遗。神秘主义者看到的事不可言喻，而精神病理学家看到的事则难以启齿，前者从来不能从日常事物中看到更深层次的含义。看着这个博学的作家急切地搜罗着可以使他心中的英雄名誉受损的事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魅力。只要能找到例子证明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残忍或小气，他内心便激动不已；当能够通过一些已经被遗忘的故事来否认罗伯特·斯特克兰德牧师的孝行时，他便高兴得犹如宗教法庭上的裁判人一样。没有什么能因其渺小而逃过他的双眼。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查尔斯·斯特克兰德在洗衣店有一笔账没有支付，他必将详述此事，毫无保留；如果查尔斯·斯特克兰德借了半克朗却不归还，没有一丁点儿与此事相关的细节会被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