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士
四月初,我们5人去到了烟峰镇家访,家访对象是初二年级的第一名。
天蒙蒙亮,我们便收拾好,到搭乘马边——永红城乡巴士的站台汇合。说是站台,其实是连个标牌也没有的,巴士师傅就在T字路口的一侧稍作停靠,客满便发车。我们简单和师傅交涉了下音译为“西安子”的目的地,师傅比了比手势一人20块。
同伴们知道我晕车厉害,于是同行的张老师把副驾的位置换给了我。这辆车不像之前坐过的任何巴士:车皮有些破旧,车座上的椅套有两个颜色,头部接触的地方要白一些;车内油味混杂着其他味道,争先恐后地蹿入鼻腔,一直往下,到达胃部后又火急火燎地想要勾着什么东西再蹿出来。
此时,压住这份排异感,多坐会儿倒也好多了。
我佝着身体,坐到了副驾的位置,划拉开玻璃窗。车窗外,沿路坐满一排卖蔬菜的老婆婆,菜的品类不多,我看到了香椿,想到网上正流行的“香椿自由”。罗老师将钱递出车窗,买了一把。
不一会儿,乘客和货物就将这个小巴士填满了。我身旁的空白处也堆上了几个大箱子和几个塑料口袋,严严实实地把我圈在了座位上。
我打量了一圈这些箱子,上面用马克笔简单地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是巴士带货,是一种城乡之间的特殊的快递方式,时效比真正的快递高出许多。寄货的人在县城打包好货物,写上联系方式,售票员会提前电话通知取货人在路口等候,一到路口就卸货,并不很影响乘客。有时候也寄文件,生鲜水果或者鸡鸭生禽。
我旁边就有一筐菠萝,上面是用胶带缠绕捆绑封住的。能看出明黄的菠萝们两两相对整整齐齐地一层层排列着,个个金灿灿,个头也很均匀。在这杂乱的车厢里,菠萝的香味是一股异香,它断断续续地向我袭来,反应足够快的时候,可以在那一瞬间狠吸一口。
吸到一口便很满足,我喝一口随身带的水:下午回家要买菠萝。
巴士开出县城不远,轮胎便漏了气。师傅将巴士停在路边一个修车处。车上乘客开始急躁,有的打起了电话,有的骂骂咧咧,有的下车监督着补胎的进度,看两眼吸一口烟,吸完把烟头扔地上,狠狠跺上一脚。
半个多小时后,车胎补好了。
巴士继续往前开,离城越远,路况越糟糕。到苏坝的时候,巴士穿过了一个隧道。出马边的途中也有一个隧道,名叫 “猫猫嘴”,而苏坝的这个隧道与“猫猫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隧道里面没有灯光照明。巴士一进入隧道,就被黑暗吞没了,唯一的光就是巴士自身的两个车灯。我直了直背,握紧手里的手机。
大概十多秒过去,转了一个小弯,终于看到了隧道洞口插进来的光,在一片漆黑中,这直戳进来的日光极其刺眼,却也让人心里踏实了许多。继续往里就是烟峰镇辖区,但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半左右的路程。
后半部分路况更差也更危险。运载磷矿的大矿车相继迎面驶来或同向而行,路面被常年累月的大流量矿车压得变了形,坑坑洼洼,外侧已经出现了断裂,往下沉降了几厘米到几十厘米,防护栏也歪歪扭扭,有的已经往外撕开了,下面是山谷和河流。
巴士在这路上行驶,车上的乘客和货物也随着巴士前倾后仰,上下起伏。我伸手去摸了摸安全带,扣上后却发现还能再塞进一个人。那也懒得解开了,就扣着吧。
2.卓林爷爷
到一个水泥路口,售票员提示我们该下车了。
路口在左侧,站着一个朴实的老人,头上裹着头巾,背着个布袋子。他是我们家访对象卓林的爷爷,老人很慈祥。
我们见到他再次和他致歉,因为巴士耽搁了,我们比预计的时间到得晚些,虽然路上有和他们联系,但是没想到是老人自己下来接我们,还提前到了。
老人很随和,一路上和我们讲家里的情况。他讲的马边话,彝腔很重,声音也不大,基本上有百分之三十的对话,我需要快速推敲猜测,同行的几位老师交流起来更困难,所以一路上,基本都是我在和他交流。
当听到我是西昌的,他的目光更为亲切了,“西昌啊,好地方。”他喃喃道。随即说了一串彝语,看着他充满肯定的眼神,我真不忍心告诉他我听不懂复杂的彝语。没等我作出反应,他又试图用另一句彝语解释刚才的话,这下他看我面露难色,马上懂得了,我们相视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家住在这座山的最高处,我们在对面山腰处下车后就一直沿着这条通村公路往这座山上走。将近一个小时后,老人指了指,终于到了。
老人刚到家就忙不迭进屋里搜罗小凳子招呼我们,一边还唤着卓林和卓林妈妈出来迎客,这时候左邻右舍的也都好奇过来了,卓林妈妈打开我们带过去的水果,分给乡邻。
我们就坐在门口的水泥场坝里交谈,时间大概半个小时。说到学生的成绩,卓林妈妈自豪地带着我们进屋参观。屋内墙壁四周,除了简单的挂饰、贴画和方方正正的门窗外,都贴满了奖状。这个场面我是熟悉的,我初中的奖状也贴满了一壁,只是后来家里装修,奖状没能完整扯下来,也没再贴了。
我深切地看着卓林妈妈,“辛苦也是值得的,孩子们很争气。”她憨笑着摆摆手,眼睛却眯成一条缝,眼角挤出几条皱纹,沧桑又朴实。
聊罢,卓林妈妈留我们吃午饭。不想添麻烦,我们辞谢了。
3. 面包车
下山似乎更快些,我们走了近路,穿过一座吊桥,半个小时的样子就到了来时下车的那条路。
可等了一会儿也没见到返程的巴士。饥饿、困意双双袭来,至少得喝口水吧。我想找小卖铺。
小卖铺是有的,没有货架,简单的几样商品上也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在这路边是难免的,我并不介意。我弯着腰,在纸箱里探索出一瓶爽歪歪、一个保质期为6个月的面包和一包5角钱的辣条,老板赶紧接过去用帕子帮我擦去灰尘。我问可以转微信吗,老板笑答可以。
等了一会,巴士还是没有过来。
一个中年男人问我们要不要包车回去,价格和巴士一样。说罢就朝马路对面吼了一嗓子,一辆小面包车开了出来。
付了钱,我们坐上车,我还是坐副驾。坐在车上我就不想吃东西了,东西拿在手上。终于坐上车了,车里还放着音乐,五个人倦意消退了大半,聊起了今天的家访感受。
面包车师傅也是个中年男人,他竟能听懂我们的聊天内容,过一会儿他接过话:“你们是不是来支教的?”“感谢你们为我们落后地区的教育做出的贡献呀,感谢!”他看向副驾的我,我礼貌地回应。
转了两个弯,他突然把面包车停在路边,让我帮他打开手套箱取出一张文件和一个公章,递给车窗外的另一个中年男人。没有过多的交流,递出去说了一句彝语就开走了。
“您是乡村干部吧?”我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句。
“是的,我是xxx村的支书。”
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文化与经济都相对落后的山区里,尤其是在民族地区,能在村里担任“头人”的人物绝非简单。这不光需要此人文化知识、思想觉悟经得起组织检验,还得在村里、家族里都受人景仰,颇具声望才行。和他谈话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在向他请教。
当他得知,我是大凉山人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内容和语气都随意松快了许多,都讲的川话。和早上卓林爷爷知道我来自西昌时一样,他们都给我一种“半个自己人”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我也自在了许多,看到路边的茶叶,就问茶叶,看到矿车,就问矿产资源与路况。他也主动分享了些扶贫的故事。
聊到教育的时候,我突然问他:“你们家娃娃是在读书还是打工呢?”
“读书,有一个在一中校。”
“初几的噢,我们就是一中校的老师。”
“初一......15班,噢不对,16班,班主任是李老师的嘛,我们家娃娃叫阿西xx”
这个学生是我班上的,可我惊讶得有点愣住了。后排张老师也激动了起来:“她就是16班的数学老师!”师傅惊得有点紧张又激动不已, “哎呀呀,早知道我咋好意思收你们车费嘛。”他拍打了一下方向盘,一种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倘若不是拍打了这一下,他也许忘了自己手里还握着方向盘,可能会不知所措到来和我握个手。
我偷偷直了直背,把手里的辣条和爽歪歪送往臂弯里环起来,气氛变得太快,有点尴尬。说点什么吧!
他先开口了,语气不像一开始的官方客气,也不像后来的亲切随意,而是一种近乎低姿态的谦虚。
说完又自语道:
“我给他们三姊妹在县城租了房子读书,自己做饭吃,位置就在xxx那儿,他们平时周末也不回家来,我偶尔有事进城来顺便看看他们......回家花钱呐,车费一人20块,周五回去一趟60,周日回来又60,一个星期就120,供不起噢!”语气里充满着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说这话的人一点不像刚才与我侃侃而谈的大叔,也不像在村里德高望重的“头人”,更不像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挥斥方遒的村支书。
此刻,他只是一个努力在生活的重压下喘息的普通中年男人,一个对孩子的未来寄予期望的普通父亲。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这个学生几天前在办公室把我气得浑身颤抖,因为打篮球经常上课迟到,数学作业也连续几次不交,课堂上不是发呆就是睡觉。
可我说不出口,我也不想向家长“告状”或是指责家长。我明白,我是孩子的老师,不是家长的老师。
“他篮球打得挺好的,已经打进了决赛,下周分冠亚军,看样子能夺冠呐!你平时可以多打电话跟他交流,让他跟你讲讲具体的情况。”我望向他。
“不好好学习,一天天打啥篮球嘛。”他在责怪孩子。
沧桑的脸上,却挂上了一抹浅浅的笑容。
满屋的奖状也好,篮球打得出色也罢,父母总能因为孩子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而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胜过他们自己取得荣誉,这种骄傲也藏不住,嘴里掩饰了,也会从脸上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