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了吗?聊一会儿?”
“睡了。开了一天会好累,早点休息吧。”
大概这两周都是,每次当在手机上打字想跟珍妮聊天,那窄小的黄屏上显示的都是她的拒绝。
我放下手机,眼里充满黑色。多美好的夜啊!看不见防盗网上的斑斑锈迹与窗台缺损的瓷砖,墙面的污浊也融于黑夜,连同被堆满杂物的卧室都仿佛开阔了。这跟珍妮的房间会有什么不同呢?当黑色吞噬了周围的一切,谁能分得清你和珍妮。我把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想象着两颗心的跳动,却仿佛触碰到了一片落寞。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我和珍妮的故事,但在这个又一次被她拒绝的不眠的夜里,我想把它写出来,反正也不会有多少人看到,而看到的人也不一定会相信,更别说跟我对上号。
一、云泥之别的泥
我叫王珍珍,今年33岁,一个未婚准妈妈。自从父母相继离开后,我就自己住在这个建于八十年代的小单间里。你们别误会,他们离开不是到另一个世界(尽管对于我来说已然是另一个世界)。我父母在三年前离婚,并很快各自成婚。 我对此释然,因为他们的分开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
我无意指明那是2000年的冬天,毕竟对你们而言太遥远,说起在那时发生的事总给人以无从考证的胡编乱造之感。尽管我也希望它是虚构的,记忆却偏偏要以对各种细节的清晰辨别来提示它的真实性。比如,那辆车是绿色的,我至今还记得,是那种墨绿,我们老家俗称的鸡粑粑色。它也真的像块鸡粑粑一样黏在我的记忆里,时间只会让它发酵,熏烤着我难以言说的余生。再比如,那是一个晴朗的清晨,风不大,算得上是一个好天气。我穿着红色半长羽绒服,黑裤子和一双黑色新棉鞋走在上学的路上。这衣服和鞋本来是要留着几天后过年穿的,我妈禁不住我死缠烂打,就答应给我先穿了。那时我爸还没下岗,我妈还在家里的小卖部当着老板娘,他们都以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尽量打扮我为荣。而老实说这身衣服鞋子也只是服装批发市场里的杂牌子而已,要说我身上最值钱的是兜里的一个手机,蓝底白按键,屏幕小小的,用你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恐怕会以为是一个玩具。但在那时,这要算是奢侈品了,尤其对我这样一个初中学生来说。显然,父母无法为我配置这样一个奢侈品,所以,这个手机是我从我妈那里偷拿的,第一次拿,只为在同学面前显摆两下。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各种车的标识,毕竟是小城市的孩子,而即使我认识可能也无法辨别得出,因为我与它的交集只有瞬间,碰撞之后,再无认知。也是从那个瞬间,我知道其实死亡并不可怕,眼前一黑便可诀别,甚至连体验痛感的时间都没有。可怕的是我没有死,当司机以为我死了而逃逸,父母以为我死了而痛哭,我以为我死了而瞑目的时候,我的生命突然像一辆被加固在人间轨道上的列车,无论如何也未被甩离,而那承载着生命元素的车厢却一分为二,从此背道而驰。
是的,这次车祸让我分裂成两个人。说到这里你们又要笑了吧,呵呵,权当这是个笑话,它也的确够荒谬。 某个傍晚我从昏迷中醒来,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刺激得我直想打喷嚏,我看见坐在病床旁边的我爸嘴角咧到最大,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握着我的手微微发抖。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我在遥远的深州醒来,那里时而湿热,时而阴冷,马路两边种着只在书上见过的热带植物。
她叫珍妮,十五岁,深州一个贵族中学的学生会副主席。我不知道她的姓氏,抑或珍妮只是她的一个代称,反正那个差点被当作遗物的手机里所接收的短信内容就这么多。但她说她只是回复而已,此前她的手机收到了“王珍珍”的类似自我介绍。
住院的一个多月里,曾经的朋友似乎都离我远去,甚至把我当一个病人过来看看的都没有。我的表达能力也因此逐渐下降,最后几近于沉默,这让我看起来更为木讷迟钝。也因为这样,那部与珍妮联系的手机被允许留在我身边,用我妈的话来说,就当是个玩具了,只要孩子高兴就好。没错,在他们眼里,我又变成小孩了,每天抱着心爱的玩具。但我渐渐发现,不仅仅是我父母这样认为,来自于护士和其它人的议论越来越清晰。
“她对着个没电的手机按什么呢?”
“我特意盯过那个手机,屏幕的确是暗的。哎哎哎,你看她,对着屏幕又笑了。
“可怜她父母,人捡回一条命,脑子却撞坏了。”
......
至今我仍感谢父母对此事的态度。不知是否出于避免刺激我的目的,我与珍妮的短信往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们的默许。只是每次我的指尖在手机按键上飞舞,都能感受到来自于他们哀伤又同情的余光,
最终他们拿到了医院的诊断结果——幻想性精神障碍
出院后,我被公认为精神失常而辍学了。对此我无从辩解,也开始明白一个人的定性完全靠他人赐予,而与自己无关。父母曾试图带我治疗,但我们逐渐失去了继续治疗的条件。我爸在我出事后不久下岗,只能找找零工来干,我妈因为照顾我,小卖部生意日渐萧条,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过期商品。而他们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主要是围绕着我的吃喝拉撒所建立的简短句式,更像是病人床前两个无法辞职的工友。
自此我和珍妮交流频繁,并愈加感到神奇。从生日、身高到爱吃的食物、害怕的动物,珍妮与我完全相同。当有了彩信功能之后,我们互传了照片,更加确认了彼此是另外一个空间的自己。而即使我们有着太多的相同,各自的生活却始终有天壤之别。她家境优渥,从小就跟做外交官的父母周游列国,而我直到今天连省城都没去过;她留学海外名校,可却连家乡的一家职高都不愿意收我;我从来形单影只,而她朋友众多,我和男友连婚礼的钱都拿不出来,她的蜜月在新西兰度过;她开朗自信,好吧,我最痛恨我这窝囊废一样的性格。
但是我从不嫉妒。真的!她是我成真的一个梦,我爱她,维护着她,我想要知道她一切的美好,就像我也过上了那样的生活。
30岁时,我经人介绍在离家较远的电影院找了一份卖票的工作,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微薄的薪水给不了我太多的改变,却给了我父母追求新生活的勇气,这对于年过半百的他们,也实属难得。可见,这长达十几年照顾一个精神失常孩子的日日夜夜,是怎样让他们备受折磨。我开始独居,我先后各自成家的父母只是偶尔回来看看我。工作没几个月,我同电影院里的一个放映员开始了初恋,他长相普通,矮胖身材,与我同岁。据说此前谈过两个对象,都因为家里条件差(其实本人条件也不太好)很快就分手了。但我和他谈恋爱已超过三年,期间不是没有挣扎过,只是他对我太好了,好到无微不至,好到我在他面前总是不自觉变回一个肆意妄为的孩子。尽管我们总想先赚点钱有些积蓄以致婚还没有结上,尽管他的工资比我还低一个档,尽管不知我“病情”的热心同事都认为我值得更好的对象......但这一点,对于卑微的我来说,如同这漆黑小屋里的一盏灯,一丝昏黄便光芒万丈。
我可能孤独太久了,这是珍妮说的。她总是像个知心姐姐一样给我安慰,对我的无知与贫穷、冲动与荒唐,从不嘲讽责骂。甚至当我心情压抑,在短信上拿她撒气而口不择言的时候,也从未说过一句重话。这让我在倾诉中愈发放纵,我需要珍妮的关心、爱护,连同情我也不想放过。
今晚,我想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她。甚至已经想好了如何描述自己生不如死的早孕反应,我的放映员男友如何欣喜,我们如何对未来憧憬又恐惧......我想象着珍妮关怀的表情,她应该会把我当作一个不争气的孩子一样温柔地训导一番,她会赞成我生下这个孩子吗?不管怎样,我都会按照她的答案去做,她充满智慧,也真心为我着想。
但如你们开头看到的,我的计划落空了。
夜的确是深了。我竖起耳朵也听不见楼道里的吵架,白日里连绵不绝的搓麻声也偃旗息鼓。只有楼下宵夜的年轻人偶尔划破宁静,用充满醉意的呼喊与歌唱来驱赶寂寞。
我太了解这种自讨没趣了,如同今夜的我。
二、天渊之别的渊
“小姐,水果放在你的擦脸油旁边了。”
“哦,谢谢陈姨”
我躺在床上,微笑面对来去匆匆的身影,尽量把语气控制自然,双手在背后紧紧抓着那部手机。尽管已经提醒过很多次卧房也是有餐台的,陈姨又一次把水果放在梳妆台上了。她说过,那些瓶瓶罐罐是我最爱的地方,东西放在那里准能看见。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以后也不用费事提醒了,毕竟我是她一手带大的,这种母亲般关爱自己的保姆,由着我任性撒娇的保姆,也不是谁都能找得到的吧。
陈姨关门的声音很轻,但还是会震动我的寂寞。不是矫情,真的,这样独身一人度过的夜晚太多太多。别墅区又是极为安静的,隔离一切世间的杂音,似乎万物消亡。陈姨每天例行的端茶送水果,就像珍珍不时发来的短信息,曾是每个夜晚疲累的我默默的期许。 然而半个月以来,我刻意回避与珍珍交流,比如刚刚,我明明精神百倍,还是骗她开会太累要马上睡去。恐怕要让她难过了,但我并非有意。
听听我的故事吧,在我失去珍珍之前,也许以后我将绝口不提。
我叫珍妮,33岁,深州一家外语学校的老师,已婚,未育。我从小就是你们最讨厌的“别人家的孩子”,我知道自己身上有光环,也明白那多数是来自于爸妈的赐予。他们都是外交官,且不只供职过一个部门,自有记忆开始,我就已经跟随着领略过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风光了。因此我见过太多的新奇,想想在八九岁,那个对什么都要好奇得张大嘴巴的年纪,我第一次参加西餐晚宴,第一次回复英文问候,第一次穿上勒得紧紧的礼服......都被要求从容平静,绝对克制不由自主的情绪起伏。爸爸说,真正的淑女就是这样的,没有人关心你的喜怒,吞掉它们,如果你要别人的欣赏与赞扬。与此同时,妈妈教我如何得体微笑,如何优雅走路,如何穿衣打扮,如何说话与何时缄默。久而久之,我在乖孩子的路上越走越远,不负众望。
我是在15岁时的一场高烧之后遇见王珍珍的。陈姨说我昏睡了三天,意志全无,甚至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因为那时爸爸已在部门身居要职,来医院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这没什么好回避的,爸爸告诉我人性若此,不必讶异),妈妈每天都要求护士为我换上最干净整洁的住院服,为我擦脸擦身,然后亲自把我的头抬起来为我扎辫子
“啊呀,真搞不懂为什么要扎辫子,躺在那里舒服就好了嘛,枕着个辫子好难受的吧。”陈姨至今还经常把这件事挂在嘴上,心疼地搂住我,眼眶湿湿地摇头。她可能是这个家里唯一会真情流露的人了。我想,如果我真的没有醒来,葬礼上爸妈应该也会优雅地伤悲,而不会流下任何一滴失礼的眼泪吧。
怕是担心会有遗憾,妈妈将一部手机作为礼物迎接我可能不会到来的十六岁。那是托人从国外购得的新款,大红色,装饰奢华,造型也有些夸张,这种高调的东西妈妈平时是看都不会让我看一眼的。在我弥留之时,她把它放在我的枕边,这个面容平静的女外交官,似乎要将一切浓烈的情感赋予它。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奇迹。三天后的一个傍晚,我被耳边的手机铃声叫醒,短促持续的短信声音复苏了我的生命。我的双眼已不习惯光线,在适应中渐渐看到了伏在我身边睡着的陈姨,看见单人病房里的整齐与洁白,也看到了来自于那红色手机里的信息。
于是,深秋北方县城里的王珍珍就这样走进我的生命里。我们交换彼此离奇的遭遇,而愈发觉得彼此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这个秘密一直跟随着我,却未曾影响过我。十几年来,我留学、回国后谋得好工作,并顺利与门当户对又青梅竹马的先生完婚.......继续着珍珍所说的完美的人生。与此同时,我越来越喜欢和珍珍对话,去了解我未曾经历的另一种生活。当然,你们可以批评我高姿态,我不否认,起初我的确是抱有同情的,并开始思考命运是怎样一回事,是谁握着我的手摸了一副好牌,又是谁冥冥中让车祸后的珍珍愈发艰辛。
在我们的谈话中,多数时候我是怒其不争的,为什么十几年里闲赋在家,不读书也不学手艺;为什么安于做一份没有技术含量薪水又低的工作,简直不思进取;为什么不追求一份能帮助自己的爱情,搞得自己婚都结不起......然而我的真实早已被收纳在永远微笑的面庞之下,面对家里的客人如此,面对职场中的上司下属如此,面对爸妈先生如此,面对本以为可以畅所欲言的另一个自己依然如此。所以珍珍说我是难得的好性子,从不对她责骂奚落,抱歉,我想,却全然不会。
但珍珍不同,她不用假装,拥有绝对的笑和哭的自由,当我的心早已被封锁在“得体”的监狱中,逐渐腐朽。在领悟到这一点后,我开始怀疑自己一直在误判我与珍珍的人生。对于我的存在,她有愿意接受“精神病”女儿的父母,而我至死都要对爸妈保守这个秘密,在他们眼里,家里出了个疯子应该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吧;她的父母在年过半百之后追求新的生活,一起熬过之后还有争取未来的勇气,而我爸妈虽出了名的恩爱,实际上已分居多年,爸爸常年是不在家里住的,妈妈曾对我苦笑,婚姻到了这个地步,无非是装点门面的必须。
一语成谶。
结婚十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卧室里只有自己。我想起珍珍,她说她也有很多很多一个人的夜。
“夜班比白班多二十块钱的补助呢!唉,有什么办法呢?男人总要想办法赚钱,羡慕你们不用奔命呀。”多么讽刺,我那不用为生活奔命的先生此时不知在谁的床上奔命。爸说绝对不可以离婚,妈说成功男人都要逢场作戏,只有陈姨搂着我哭,说小姐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至少床头有个人陪你。我对陈姨微笑。妈教我的,不知如何回答时就微笑,可我心里明明在哭泣,孩子?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哪里会结出果实。
这些我从未告诉过珍珍,我该怎样开口呢,我给她以完美的想象,她予我真实的痛快,这难道不是我们暗暗的默契?
可我越来越痛苦,我不想再伪装,也不想再得到她的消息。我一定是疯了!她所说的艰难不易,她的抱怨哭泣,何时在我看来都是炫耀,那才是人间烟火中应该有的自己啊。
对不起珍珍,如果不能打碎现实的枷锁,我最后的请求,是不要把我禁锢在一个虚幻的梦里。
“小姐,还没睡啊,关灯休息吧……”陈姨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我应了一声,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闭着眼睛,如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每个睡前一样,祈求睡眠的临幸。
一个声音在不肯平静的脑海里问,我与珍珍又有什么不同呢?都是辗转无眠的人,一个坦然被黑暗笼罩,一个强行开灯驱散而已。
而谁又不是躺在夜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