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GEH1004,上个星期把final essay交上去了。之所以选这门课,完全是因为我比较懒,不想多花心思。Essay的题目倒是挺广泛,从评价中国诗人到分析历史事件,只要和中国传统文化能搭上关系,基本上就都能写。于是这段时间(过去的一年以来?)一直在听评书的我就写了评书版《聊斋志异》和原著的一点区别。写着写着,脑子里就冒出来了一些不属于那篇essay讨论范围之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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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发现郭德纲的相声之前,我首先接触的北方曲艺形式是评书。那个时候我小学一年级,有一台嫩黄色的收音机,它被做成了一只蛋的模样,顶端可以被旋开,伸出并不是很长的天线。在仅有的几个可以收到的频道之中,倒数第二个会在中午的时候播放大约半个小时的《童林传》。自然是不完整的版本,就我记忆所达,那个版本直到杭州擂后贺号戴花就戛然而止,留下了许多剧情没有展开,着实让人着急。这样的焦虑一度被我忘却,直到上个学期发现了王玥波的《雍正剑侠图》,才重新续上了少年时没有听完的故事。
我的小学有一间非常小的图书阅览室,阅览室管理员兼思想品德老师在一堂课上向我们介绍了借书的流程,并且从阅览室里拿来一本叙述一个人被变成了苍蝇的恐怖小说,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了整个故事情节。于是同学们很激动,纷纷去图书馆办理定金十元的借阅证(思想品德老师信誓旦旦地对刚上一年级的我们保证,等到我们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是可以把订金拿回来的)。
我也去了,并且非常骄傲地借来一本薄薄的《三侠五义》。大概是第一眼效应,我当时最喜欢的是头一个登场的南侠展昭,毕竟人家仗剑而行、风度翩翩,再看看后来出现的北侠欧阳春,能耐虽然强了不少,但是用的兵刃镶了宝石的七宝刀,活像是某个乡下土财主。
现在想来,看书这件事情第一次给我灵魂般的冲击,是在那本书快要结尾的地方,锦毛鼠白玉堂陷到了铜网阵里,被剁成了肉酱。为此我借来了《续三侠五义》和《小五义》,试图看到白玉堂复活的情节,可惜事与愿违。
如果你我年龄相仿,那么你大概也会记得新华书店里曾经售卖过一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丛书。我看过其中的《爱的教育》、《说唐》与《岳飞传》,《爱的教育》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是翻译过来的,再怎么瞎弄都有原文在那里。但是后面那两本,就变得有点诡异了起来。具体说来,就是书里常常会猝不及防地冒出一句口头语,比如“尚师徒是隋唐第十条好汉,也非常狠”这类非常狠的表达方式。当时的我还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后来才渐渐想通,那是因为这两本书,除了原著以外,都有评书演员们出的评书文本版作品。于是这就可以理解了,毕竟,比起把原文翻译成青少年们能够理解的大白话,直接改编评书文本就显得容易多了,所以大概出这两套书的时候,编者也就没有以原著为主体,而是将评书版稍微改了改,用到了书里。再加上出版社出世界名著基本上是为了圈钱,所以也就没花多大心思,在改编时漏掉了许多口语化的东西。
当然,那个时候的我语文还很差,所以其中的口语并不妨碍我欣赏里面的内容。我在学校一次去合肥春游的路上带着《说唐》看了一路,其实回来的路上还想接着看,可惜晕车了。
六年级,有一次家人没时间接我从课外班回家,所以托朋友代为接送。我在那部面包车里看到了一本伪线装本的《薛刚反唐》,它那高端大气的外观设计完全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于是在车上看了起来。也大概是接我的老哥(他还真不是叔叔辈的)从我的眼里看出了发现新世界的眼神,于是大方地把书借给了我,说看完了再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本《薛刚反唐》的中间,几乎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了一对与全篇主旨无关的男女爱情故事。我觉得其中有两种可能:一、这本盗版书需要凑字数,于是凭空加进去一本别的书;二、又是评书的文本,这是一段很长的倒笔书。
我倾向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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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
出读库的老六写过一本书叫《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书里有一章专门说评书。老六认为,比起单田芳,袁阔成说的才算是真正的评书。那个时候我还只知道单田芳富有辨识度的嗓子,所以并不是很理解他的这番看法。老六还说,袁阔成说过一套书叫《水泊梁山》,虽然以《水浒传》为背景,里面说的故事却和《水浒传》很不一样,书的中心人物是鼓上蚤时迁、九尾龟陶宗旺这些在原文里不是很出彩的配角。后来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把这套书下载到了手机里,听了一番,觉得编出这本书的老艺人绝对是个高人。
简单地说,这本《水泊梁山》其实只是借用了《水浒传》的一小部分设定,其他的剧情几乎和《水浒传》没有什么关系,故事的主线是类似盗宝寻宝、打擂台之类武侠小说的内容,就算是三打祝家庄,也要访出一位精通机关消息的高手,这才破除了整座祝家庄的机关陷阱,让梁山大军得以入庄。
我看过一本非常早年的网络小说,叫做《风姿物语》,最大的特点是书里人物的名字基本上都是历史人物,比如书里的剑仙是陆游,魔王是铁木真和胤禛,主角的拜把子兄弟是李煜……这个做法被继承了下来,因为它省事,可以不用费太多心思构思人物的设定,把历史人物稍加修改,就直接用进书里,对于写作时间非常紧张的网络小说是很有用的诀窍。当年我看了《风姿物语》,觉得它大概就是这种做法的鼻祖了,后来才知道,这样想并不对,因为至少在将近五十多年以前,就有评书界的先生说过一套书叫做《水泊梁山》。
所以比较一下曾经的评书行业和现如今的网络小说:都要说故事、都要每天说、都要留住观众、都要留下悬念以期望能有回头客……
其实当年评书的地位,和现如今的网络小说是一样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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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张大春,不止一次表达对他的喜爱,觉得他是埃柯式的人物。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毛病。我认为,他的毛病是过于学术,却又想要以学术的姿态接近民间,结果就弄得自己露了怯。
他对自己的描述有一条是“好故事,会说书”,他甚至在台湾的电台上开了一档说书的节目,说过《聊斋》、《儒林外史》之类的书。我在youtube上听过一集,和他后来的一些小说类似,大段的篇幅都用在解释典故上了。这其实没有什么,按照刘立福老先生的说法,评书这个行当本来就有一个分支是“座谈古今”的。但是问题在于,张大春在说书这件事上思考的部分太多,向前辈们学习的部分却太少了。
比如说吧,他最近在大陆出版的《春灯公子》一书,走的是笔记体小说的路子,以说书人为叙述的主体,说了十几个短篇的小故事。在哪里可以看出来他对评书之类的曲艺缺乏认识呢?书里有一篇叫做《荆道士 憨福品》,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嘉靖年间有个叫荆茅的秀才,当时大旱,官府找人祈雨,荆茅的老婆看见家里咸鱼湿了,知道马上要下雨,就让荆茅去应征,装模作样弄了一通,后来果然下雨。如是算了几次,全都灵验,荆茅名声大震。他被请去宫中祈雨,恰巧嘉靖丢了玉玺,令荆茅代为占算,正在为难之时,来了个宫中的太监前来自首,让荆茅帮忙求情,荆茅问清藏玉玺的地方,第二天对皇帝引经据典胡说一通,找到了玉玺。皇帝害怕他的能为,于是在匣子里藏了一只金猫,让荆茅占算匣子里所藏何物,算错就要开刀问斩,荆茅算不出,大呼“荆茅死矣!”——皇帝把“荆茅”和“金猫”弄混,以为他又算对了,只好放他回家。
眼熟吗?没错,刘宝瑞的《黄半仙》。
其实这是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模板,知乎上早有对此的讨论: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860374/answer/92603936
在我看来,张大春老师在写小说前大概率看过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但是应该没有听过这段相声,因为这段相声的情节设置,其实是比他的这篇故事要更加巧妙的。
另一个例子是他经常提起的一个故事:一个说书人说《水浒》,正说到武松要上狮子楼,来了个常客求他,说自己要去外地三天,又不想错过打西门庆这样精彩的内容,所以求先生等他三天,先生答应了他,每日照常说书,等到客人从外地回来,来到书场,刚踏进门,就听见说书先生讲到:“武松一脚踏进狮子楼……”
他说这个故事是自己的老师高阳对他说的,高阳还问他,你知不知道说书的先生怎么做到的?张大春说不知道,高阳说其实他也不知道。
这个掌故王玥波在评书里也说过,还说了这位先生的姓名(时间太久我忘了),王玥波的版本里,说书的先生拖了一个半月。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一个听评书很多的人,不应该不知道说书先生大概的做法:要么是聊闲天儿,要么是随机应变插进去一条岔笔罢了。
所以我觉得,张大春要是想把书说好,或者说,想把评书的叙事手法糅合到自己的小说里,首先要做的是要多听评书。
这个弱点其实在《城邦暴力团》里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很多人觉得这本书的叙事手法很先锋,其实不是,他的手法其实传统得不能再传统:说一段故事,碰到需要解释的关节,就来一段倒笔书,解释清楚,接着往下说,有时又岔开题去,说一段其他的事情,再回到主线上来——基本上就是评书的手法。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的手法先锋呢?因为他没能把这个故事说好,或者说,他没有运用好传统的叙事手法。好的手法,是可以把读者拉回来的,在《城邦暴力团》里,读者或是迷失在叙事的层层迷宫之中,或是因为他稍显啰嗦的引经据典弄得不厌其烦。同样是碎片化叙事,略萨在《酒吧长谈》里就做得很好,为什么一个有着那么大传统小说阅读量的张大春,在叙事方面做得反倒不如一个自己琢磨出来的略萨呢?我觉得究其根本,是张大春没有好好地规划整本书的结构,以至于最后弄得情节非常零散。略萨就曾经说过,他在《酒吧长谈》上是下了很大很大功夫的。
说这是书场小说的特质,其实是不太站得住脚的。因为好的评书艺人不但不能啰嗦、不能生涩,反倒要竭尽全力让故事显得精彩、紧凑,毕竟,能不能留住观众是关系到自己的生计的。把评书用到小说上,鉴于两者形式的不同,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就需要做到运用自己的技巧与灵感,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把问题归咎于这类小说的特点,然后依然故我。
我个人的浅见,其实要是他再老实一点,不要急着融会贯通,先像《胡里奥姨妈与作家》那样,分成奇偶章节来叙事,或许在结果上会好得多。
当然啦,人哪能没有缺点呢?张大春老师看过那么多书,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其实这也不能算是他的错,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去台湾的基本上是社会的高层,大部分评书与相声的艺人们在1949年都留在了大陆,结果导致在台湾,这些艺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的缘故。
你看,台湾没有统一,误了多少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