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一书自序当中说自己此生可谓是“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黄老年轻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与海外，可谓学贯中西，后终有所成，在历史领域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似他这般在军界和学界都经历过的大师，自然对有些事情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得通透些。“大历史观”的提出，轰动学界，亦在意料之中。
“用剑无功，学书有成”，黄仁宇在治学方面还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小生好好学习一下。小生今天书生意气，我这个年纪，高三一门心思考军校，也是无用而返，回家老老实实刷题考大学，亦没有从政，也谈不上治学，但心血来潮，记录些许文字，谈谈对从政和治学的见解。
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掉个书袋子：原文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华历史悠悠五千年，立德者寥寥无几，现代社会人，对这个词的感知度更是到了冷漠的程度，我想“感动中国”系列节目便是弘扬真善美，教人“立德”；立言、立功者在历史长河中便不计其数了，古人的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所以优秀的从政者大多“立言立功”两不误；从军者亦是如此，三军统帅，上马纵横沙场，立不世之功；下马研习兵法韬略、著书立说者也有不少。对于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人生不朽”估计已经不是终身的追求了，立德太大，我虽然没做过啥坏事，但总觉得，聊这个问题，还太嫩了，便浅谈一下现代人的“立言者”与“立功者”的些许不同。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思想观念的差异化也越来越大，每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但是从事的职业和专业的技能却越来越细化、越单一，越是在高效的和平发展期，这种感觉越是明显，而真心要研究通透一件事情，必须要博而专，余今天所谈“从政者”仅为为民做事的“好官”，为民“立功”；所言“治学者”也指专心于学问的“学者”，为世“立言”。因阅历有限，知识不足，皆有以偏概全之嫌，词不达意之处，万望勿怪！
治学者：对于学问，专注而极具坚韧性；对于世事，批判且富有前瞻性。
治学者，纵观古今，学贯中西，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更是对治学者的境界有着精辟和生动的概括：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三种治学境界的标准，在近现代文人圈子里认可度极高，其实简单而言，治学者的有二：一是专注，而是坚韧。对于学问专注的钻研，使其对学问的认识广度和深度达到了能等大雅之堂的水平，但是这是不够的，要“立影响深远、深刻之言”，须有在岁月的洗礼中慢慢沉淀，次非要大韧性不可，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坐热“冷板凳”的精神便是如此，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大师境界，可见一斑！
治学者，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对于世事，总是比一般人看的通透些，所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玩玩文字游戏、填词作诗那般潇洒自由，真正的价值在于，治学者，针对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或能在思想方面有极大影响，此成就，非“立言”不可。所以，他们往往“杞人忧天”， 但又被奉为“座上宾客” 。
从政者：对于困难，分析而极具目的性；对于世事，处理且富有可行性。
大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优秀的从政者，便是“为生民立命”之人，其所面临的是为百姓服务。“服务”我想没必要将其高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余看来，服务便是给百姓解决好问题，处理好事情，仅此而已。而解决问题、处理事情，一个“好”字当头，问题将不单纯只是问题。
从政者对于所有的事情，需要及其善于分析且目的性极强。对于困难，从政者需结合当下的情形，着实的将事情给办成办好。在这一点上，同做学问者不大相同的一点是：做学问的只需要对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法、理论即可，无需想太多，而从政者，首先考虑的便是可操作性。这就需要结合当下，思考过去，高瞻未来，非单一化思维所能解决，需要锤炼太多。从政者，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勤干务实。
治学、从政，二者亦是可以完美结合的，不然世上便不会有政治家、文学家等各家集于一身的人了，当然，天下本为一体，对于中国的文人、政客、武人、普通大众以及在社会上各种形态下的诸多思考，看过雷海宗先生的一本书《历史 时事 人心》，认真阅读，其中的见解让我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有时间，再聊！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好青年，当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