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我们来给乌台诗案收尾。案情已清，该看量刑定罪了。
虽然乌台诗案在后世引起很多人为苏轼抱不平，但从历朝历代的诏狱和文字狱来看，苏轼和其他涉案人员受到的惩处其实很轻。这是怎么回事呢？
御史台当然很想致苏轼于死地，但大理寺需要把苏轼的罪行对应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上，这是一件相当繁琐的技术性工作。
古代的司法精神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
“依法治国”意味着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比如英国有“王在法下”的法律传统，国王也不能逾越法律，而“以法治国”意味着皇帝运用法律治理国家，所有人在法律之下，但皇权在法律之上。
本质上看，“依法治国”的“法”是契约、合同，“以法治国”的“法”是员工行为守则。
在“以法治国”的传统里，无论法典已经变得多厚，皇帝在任何时间的任何命令都可以修订法典里边的任何条文。
所以作为法律领域的官员，仅仅熟读法典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更新知识，研究皇帝下达过的各种指令，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只能暂时悬置，等候皇帝定夺。大理寺给苏轼定罪量刑，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大理寺从苏轼的供状里总结出三条罪名，大体上说，一是与王诜有不正当的钱物往来，二是受审期间不肯老实交代问题，三是诽谤朝政，三者都属于私罪。
宋代定罪，首先区别公罪和私罪。比如一位法官，判错了案，错杀了人，属于公罪，但如果是因为徇私枉法的缘故判错案，杀错人，就属于私罪。私罪量刑更重。
罪名定好了，就有相应的量刑。这三条罪名里，有的要“杖八十”、“杖一百”，通俗讲就是打八十大板和一百大板；还有的要“徒一年”、“徒二年”，也就是一年期和两年期的徒刑，理论上要被关在一个地方做苦工，大约相当于劳改；还有的大理寺不敢定夺，需要上报。
这样的量刑看上去很吓人，苏轼一个四十多岁的文人，不被打死也会被折磨死。
但是，其实没那么严重：原因有三个：
一是宋代量刑不搞累加，如果犯人一共只有两项罪名，各判八十大板和一百大板，那么并不会合计打一百八十大板，而是只罚最重的罪名，只打一百大板；
二是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铜来抵罪，铜是硬通货；
三是官当制度，犯罪的官员可以拿自己的职称抵罪。
所以七折八扣下来，苏轼只要降职来抵消两年徒刑就可以了。
更好的消息是，因为宋仁宗皇后去世的缘故，朝廷照例举行大赦，苏轼连降职都不必了。
御史台当然不能满意，他们辛辛苦苦从检举到拘捕再到审讯，忙了这样一场，难道眼睁睁看着苏轼安然无恙地回去？
在御史台看来，就算遇上朝廷大赦也没关系，因为苏轼最重的罪行是十恶大罪的第六项：辱骂皇帝，大不敬。
罪行只要犯了十恶，就算遇到大赦，也不被赦免，这就是所谓十恶不赦。
御史台有权反映这些意见，但定罪量刑的权力毕竟在大理寺和审刑院。难道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官员同情旧党吗？
当然不是，新法推行了这么多年，还能在权力中枢站稳脚跟的人，不可能是旧党人士。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把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官员都想成充满私心的坏蛋，他们如果纯粹为了私利，应该怎么给苏轼定罪呢？
我相信只要他们足够聪明，就该知道文字狱的先例绝不能开，因为大家都是文化人，都会写诗、写文章，任何文字都存在被曲解附会的可能。
如果遵循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苏轼虽然有罪，但因为朝廷大赦，他理应获得释放，官复原职，铜也不必罚，板子也不必打。
被苏轼牵连出来的那些人，罪与罚既然因苏轼而起，也应该随着苏轼一起获得赦免。当然，这不是最终判决，只能作为意见稿递交宋神宗过目。
宋神宗一朝是诏狱大兴的时代，这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副产品。
今天我们对历史复盘，可以看出其中的因果脉络，但是，借用苏轼的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总是被惯性和时势裹挟着，并且被眼前的麻烦搞得应接不暇，很难跳出局外看问题。
宋神宗最头疼的，就是新法始终贯彻不力。越是头疼，狼狈的事情就越多，对负面意见和风凉话就越是敏感。
就这样，宋神宗为乌台诗案给出了最终裁决，圣旨原文是：“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所谓“依断”，就是认可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但重要的是后面这个“特责”。
所谓“特责”，是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种特权。
对苏轼加以特责，意味着宋神宗虽然认可大理寺和审刑院从法律层面的判决，但自己觉得不能就这样轻饶了苏轼，必须贬他的官，扣他的钱，让他不好过。
“检校”表示临时，“水部员外郎”是职称意义上的“官”，“团练副使”理论上属于差使，是负责地方军事的副职官员，但其实只是散官，什么事都管不到，经常被用来安置贬官的人，“本州安置”表示不能离开黄州，和流放差不多。
被苏轼牵连的人也一并遭到特责，罪行最严重的王诜被“追两官、勒停”，也就是职务停了，职称降了。
苏辙被降职，司马光等人被罚铜20到30斤不等，乌台诗案到此结束。
这个惩处确实不算重。大概是惩处真的太轻了，苏轼出狱那天显得格外高兴，好像完全忘记了文字狱的事。
顾盼生辉，提笔就写了两首肯定还会招新党人士忌恨的诗，题目是《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韵二首》。
我们先看第一首：
百日归期恰及春，馀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首联：满是按捺不住的喜悦，入御史台狱到出狱，已经一百多天，再有两天就是新年了。
颔联：在字面上看，是说才一出狱，就风有扑面，有鸟雀向着自己鸣叫，像是在迎接自己似的。
其实这里暗含了两个典故：
第一个典故是，古代有所谓风角占卜，根据风势预测吉凶，冬至到丁巳日之间，如果有南风从某个特定方位吹来，吹满三天，就预示着朝廷将会大赦天下；
第二个典故是，魏尚做太守的时候，也经历过诏狱，某天有上万只鸟雀聚集在牢房附近的棘树上鸣叫，魏尚就这个景象为自己占卜，知道自己一定会官复原职，没多久，他果然被赦免了。
这两个典故用得非常巧妙，很有苏轼的风格，这是唐朝诗人比不了的。
颈联：平铺直叙，说自己有机会喝酒了，自由的感觉恍如梦幻，试着提笔写诗，落笔有如神助。
其实这话讲得稍微有点亏心，因为苏轼在狱中也没停止写诗，写得也很出色，比如写给苏辙的诗里有千古名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只是诗的调性满是愁云惨雾，没有出狱之后这么轻快。
尾联：说这一场牢狱之灾既然过去了，那就让他过去吧，官场上的因果哪就那么容易说清呢。
如果说这首诗写出了扬眉吐气的感觉，那么第二首的情绪还要更进一步，简直有豪情壮志了：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首联：说自己这辈子被才华连累了，今后宁愿做个籍籍无名的人。
颔联：相当狠辣，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做一次牢未尝不是好事，又把新党人士比作被唐玄宗宠幸的斗鸡少年贾昌，说自己就算坐牢贬官，也绝对不会追随斗鸡小儿。
颈联：描写自己贬官之后的处境，以陶渊明和维摩诘自比。
尾联：感慨苏辙曾为自己求情，结果也随着自己一道被贬。
这两首诗，喜气洋洋，毫无悔意。尤其是第二首，写出了既尖酸刻薄，又目标明确的人身攻击，比乌台诗案里所有被审查的诗文还要露骨。
最要命的是，把新党人士比作斗鸡小儿，连带着也就等于把宋神宗比作那个走向昏庸，即将被安史之乱赶下宝座的唐玄宗了。
一旦御史台和宋神宗搜出这两首诗，苏轼恐怕真要丧命了。
苏轼真的这样豪迈到底，和身家性命过不去吗？其实也不尽然。
在乌台诗案之后，有追随苏轼的学生讲过，苏轼每每写作诗文的时候，只要用到典故，即便是很常见的典故，也必须让儿子和学生仔细核对一遍，生怕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