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我：施身自谓也！象形字，从戈从禾。我的甲骨文像把有柄有钩的古代武器——大斧，斧口有一排锋利的锯齿，是奴隶社会里一种用来行刑杀人和肢解牲口的凶器。

      我后由本义衍生出“手持大戉，呐喊示威”等意，徐锴曰“从戈者，取戈自持也。”

      到了战国时代，“我”字本义所代表的凶器被后起的更优良的凶器淘汰，于是“我”字以后便被普遍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

      又，称父母国曰我，亲之之词。如《春秋·隐八年》：“我人祊（bēng 设祭之处），

    我又指姓，全国不足千人，战国时有贤人我子，习墨子之学。著有《我子》二篇，已佚。

      “我”和“吾”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但在上古用法有些不同，“吾”作主语、定语，不作宾语；“我”作主语、定语，也作宾语。

      《庄子·齐物论》：“今者吾丧我。”其中“吾”作主语，“我”作宾语。

知：词也，最早见于甲骨文，从矢从口，矢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箭，借代行猎、作战。

      矢口结合表示谈论和传授行猎、作战的经验。在远古时代，弯弓使箭是成年人的基本常识和重要经验。

      《说文》释“知”字不明此字来源，徐锴曰：“凡知理之速，如矢之疾也，会意。”徐锴据此说解当属望文生义。

      知为“智”的初文，如《荀子·正名》：“故知者之言也”。后引申为经验，常识，真理；又引申为聪明的，有战略的，觉悟的。如：先知。

      由谈论和传授行猎、作战的经验引申为了解，懂得，通晓，明白，如《易·系辞》：“百姓日用而不知。”《书·臯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

      又由了解，懂得，通晓，明白，能体会引申为管理，主持。如：知州、知县，又如《道德经》：“知其雄，守其雌”。

      相交也叫“知”，如《左传·昭四年》：“公孙明知叔孙于齐。”《楚辞·九歌》：“乐莫乐兮新相知。”

    知也指姓，如《左传》：“晋有知季，卽荀首也。别食知邑，又为知氏。”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怎么能说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我从不埋怨天，责怪人，下学礼乐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只有天吧！”

      据《史记》的记载，孔子人生的最后阶段中，鲁哀公在一次狩猎中，射杀了一只麒麟，孔子非常感伤，同时，他感叹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了，但他“不怨天，不尤人”，显示出伟大的人格。

      《孟子.公孙丑下》也出现过“不怨天，不尤人”。原文为：“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白话文：“孟子离开齐国。路上，弟子充虞问道：‘先生好象有点不高兴。过去曾听您说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今天为什么这样呢？”

      皇侃《论语义疏》云：“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

      “怨天尤人”，就是“迁怒”，古人曾说：“作天难作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望阴天。”天都无法做到人人满意，怨天尤人是没有意义的。

      《论语义疏》曰：“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儒家讲论理道德就讲得特别多，这都是“下学”，基础打好后，就可以“上达”了。

　　三国时代何晏的批注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意为：圣人跟宇宙万物合而为一了，所以唯天知己。

      隋代的王通曰：“知命者不怨天，自知者不尤人。”下学能否上达，取决于能否“居处恭，执事敬”，并终身由之而致察知道。

      朱熹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能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

    朱熹还说：“心即是天，天即理，无行不与理相随。故言惟有天知我，天岂真如人有知。”

朱熹和理学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等职，做官清正有为，在振举书院建设方面有重大贡献。

      朱熹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晚年遭遇庆元党禁，被列为“伪学魁首”，削官奉祠。

      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享年七十一岁。后被追赠为太师、徽国公，赐谥号“文”，故世称朱文公。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他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他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理学”也叫“道学”，其中的“理”，也就是“道”、“太极”，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也就是老子所谓的“道”。

      “天理”就是“天道”，老子认为，人类的所作所为应该遵循“天地”的运行规律，也就是多奉献，少贪求，所以要“灭人欲”。

      理是事物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气的概念源于伏羲，伏羲观天地万物的变化就是天气的变化，所以他认为气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

      气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理气论是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儒、释、道各家思想，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

      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

      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

    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荀子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传统儒学经由宋元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发展成哲学理论体系，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与汉代董仲舒儒学相比，宋明理学的重点并不在政治方面，而在伦理道德方面；与先秦儒学相比，宋明理学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儒、佛、道三家思想长期对立融合的产物，带有明显的佛道化的特点：

      一是吸收了佛道的思维思辨方式方法,来弥补以往儒家思想的理论缺陷，重新建构了儒家学术思想的理论体系。

      二是借鉴佛道二教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

      三是把佛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

    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被采纳为官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