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战群儒是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所描写的一个著名片段，诸葛亮作为刘备的使臣，出使东吴，并希望与其达成军事上的联盟，可是席间却遭遇到了东吴诸多谋臣的诘问和刁难，面对这些诘问和刁难，表面上看诸葛亮是与其针锋相对，一一回击，实际上针对不同的东吴谋臣诸葛亮则是选取了不同的辩论策略与之应对，下面就让我们逐个来看。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共遭遇了东吴的七位谋士，即张昭、虞翻、步骘、薛综、陆绩、严畯、程秉。面对着七位谋士不同类型的诘问，诸葛亮也针对其各自的不同的情况，采用多种反驳方法建立不同的论证基础。第一类反驳方式是针对那些看不起整个刘备军事集团的东吴谋臣，这一类人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东吴第一谋臣张昭，面对诸葛亮，张昭一上来就直接揭短，毫不留情，先用下套的方式让诸葛亮承认自己说过“自比于管仲乐毅”，然后借用历史史实说管仲乐毅“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而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后则是“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面对这种诘问，诸葛亮的辩论方式是不动怒，也不针对别人的质疑进行回击，张昭说诸葛亮比不了管仲乐毅，诸葛亮并没有说直接回击说自己就是比管仲乐毅强，而是采用承认刘备集团军事上失利的事实，而后解释这些失利的原因“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接着却又话锋一转告诉张昭即使在这种条件不利的前提下，尚且能够“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用实际的战例回应了对方提出的质疑。第二类对诸葛亮个人的实力表示质疑或进行人身攻击的，如严畯和程秉，面对这类诘问，诸葛亮则是采用直接回击的方式，如严畯问诸葛亮治何经典，诸葛亮则不像上述回答张昭那样去解释自己没有著述的原因，而是采用例证的方式，举例了古代的伊尹、姜尚、张良、陈平、邓禹等人的例子，说明了这些大才之人亦没有什么著述，但最终同样能够功盖寰宇。面对别人质问自己却不以自己为出发点，而是通过古人的例证来予以驳斥，这就又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第三类对以曹操为代表的北方军事集团为切入点发出诘问。就是站在对手的角度，让你去评价对手。面对这一类问题，诸葛亮的驳斥基础则是直接站在上层建筑的制高点上直接予以否定。无论是薛综还是陆绩，他们对于曹操的评价，内容虽然不同，但结果大家可以看到最终都是以“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不足与语！请勿复言”。因为面对这一类的诘问，诸葛亮的辩论基础，就是这种根本就是属于原则上的问题，没有必要再做更多的讨论，因此无论对方问类似的什么问题，其结论都是直接否定即可。

而且诸葛亮在面对不同的辩论对手所采用的反驳语句是不同的，其针对性和强烈程度也是不同的。如面对张昭“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面对虞翻是“虞翻不能对”；面对步骘是“步骘默然无语”；面对薛综是“不足与语！请勿复言！”、“薛综满面羞惭，不能对答”；面对陆绩是“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陆绩语塞”；面对严畯是“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面对程秉是“程德枢不能对”。这种不同的结果正是因为诸葛亮对于每个东吴谋士的针对性不同。如针对张昭，《三国演义》交代“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而张昭诘问诸葛亮的内容从本质上来说确实也都是事实，舌战群儒之前刘备新败，弃新野、走当阳辗转到江夏，说是犹如丧家之犬确实也不过分，所以诸葛亮对其的辩辞主要是为了说明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承认失败但需要说明原因，故而反驳言辞相对平和，最终也只是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而已。与此类似的还有针对虞翻和步骘，这两个人提出的问题分别是问诸葛亮对于曹操挥师南下有何看法和问他是不是专为游说东吴而来。这种问题不涉及原则，所以诸葛亮仅是针对性进行一般回答。但是在面对陆绩和薛综的时候诸葛亮则是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如薛综一上来就直接问诸葛亮“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在诸葛亮直截了当的回答了之后，薛综却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观点。面对这种观点，《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孔明厉声曰”，即具有针对性的强烈驳斥，甚至发出了“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不足与语！请勿复言！诸葛亮的意思就是薛综的言论是无父无君，在原则就错了，必须严厉反对。又说“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首先并不针对某个人，而是从一个人的道德观出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明一个人最核心的道德基础就是忠孝，这种观点同孔子的“首孝悌，次见闻”相一致，薛综既然为儒生，那肯定就要行儒家之礼，无父无君肯定就与儒家思想相悖了，诸葛亮这样辩论其实就是直接抢占在辩论的制高点上用对方的原则将对方驳倒。

在面对一些直接对其讥讽、过激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时候，诸葛亮在面对这些言辞，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感情用事而对对方使用过激言论进行回击，更没有因恼羞成怒而失去理智。而是时刻保持冷静的状态，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予以回击。比如当对方提出的问题是一些无可否认的事实时，此时如果采取隐瞒、欺骗等不实信息的手段对于这些“失败”拒不承认，反而会引对方的嘲笑，达不到辩论的预期的效果。因此只有通过以退为进的策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如诸葛亮在面对张昭的质问时，并没有否认刘备军事集团的长期失利状态，因为这确实都是一些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先讲一个寓言的方式，告诉张昭病人不能用猛药的道理，然后又解释说刘备失利的原因在于“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和刘备的仁义之心，携民渡江造成行进缓慢。但是却，虽然我们刘备军事集团的实力这些弱小，但尚且还能做到“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而在对答虞翻的提问时更是在此基础上话锋突然一转，反而质问东吴诸人，现在你们东吴的军事实力远在刘备之上，我们尚且“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夏口，所以待时也”，然而你们做了什么“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这种看似承认自己的失败历史，是在示弱，其实质则是在通过强弱的对比完成更有力辩论。我刘备以弱尚且不降，你东吴兵精粮足有长江之险却准备屈膝投降，孰优孰劣自然是高下立判。这就是典型的以退为进的辩论方式。又如在与步骘和陆绩的辩论中，均是采取此种方式。步骘问诸葛亮“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言外之意是看不起“舌辩之士”，但是孔明却回答说，张仪苏秦虽然是舌辩之士，但同样不失为豪杰，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反而是步骘你现在“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还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呢。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诸葛亮在舌战群儒的过程中其实并非是仓促应战，而是在充分了解对手和情报充足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对手，选用不同的辩论方法。如面对张昭，诸葛亮心中一开始就暗自在想“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这就是在辩论中对对手的重复了解，且张昭是历史上著名的江东名士，其在东吴历经孙坚、孙策、孙权三代君主，是三朝老臣，所以针对张昭的辩论，诸葛亮并没有使用十分过激的言辞，言语之间还是对其保留了充足的颜面，实是明智之举。而对阵薛综和陆绩的诘问，诸葛亮则直接是“厉声曰”。在面的的陆绩则是直接“孔明笑曰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这句话看似平常，实则是在讥讽。陆绩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三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在诸葛亮眼中，这种小孝小仁，其实质就是他口中的“小人之儒”，并不值得提倡。同时针对东吴提出的军事上的实际问题，诸葛亮都能够有针对性的通过事实的情况和数据进行反驳和辩论。我们在实际的辩论中，也要在充分做好功课的基础上对对方提出的问题才能够实施针对性的回答。在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