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徙都陈初楚、秦在江南地的激烈争夺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西入滇策应有关。由于秦大力争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因无路得返，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滇王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

楚顷襄王在徙都陈之初与秦在江南地的争夺，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楚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了对西线的争夺，远离本土，“东伏于陈”(《战国策•秦策一》)，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了。

二、黄歇上书秦昭王与太子完入质于秦

秦拔郢、在楚本土建立南郡后，即把楚国暂置一旁，移军继续攻打三晋。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白起率军攻魏，攻取了两城。次年，秦相魏冉又举兵攻魏至大梁，韩使暴鸢救魏，被秦击败，折兵四万，魏只得割温地求和。魏冉并不满足，又继续攻魏，被魏大夫须贾劝阻。同年，赵将廉颇亦攻魏略地。公元前274年(楚顷襄王二十五年)，秦相魏冉再攻魏，取蔡阳等四城，斩首四万。

公元前273年(楚顷襄王二十六年)，魏连年被秦攻伐，折兵失地，又转而亲赵，在赵的支持下，组成两国联军，对韩发起了攻击，兵抵韩地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向秦求救，秦昭王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军往救，大败魏军于华阳之下，斩首十五万；又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接着又进围大梁，“是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战国策•魏策四》)，各国震动，燕、赵往救。魏献南阳向秦求和。秦于是释大梁之围，设置了南阳郡。

韩、魏既服于秦，秦、赵关系亦有所改善，秦昭王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楚国。这一年，秦昭王命白起与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君臣对当时形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秦、韩、魏三国兵未出动，楚使黄歇(春申君，当时官任左徒)就来到了秦国，向秦昭王上书。

黄歇，黄国之后，黄被楚灭后归于楚而成为楚人(《史记新证》：“春申君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姓谱》；“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其后以国为氏。”则黄与楚同祖。)。他“游学好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史记•春申君列传》。）他奉命至秦后向秦昭王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此举《战国策•秦策四》记黄歇上书语于下：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谷不食之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赵、韩、魏、齐)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钅至、胡陵、石易、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於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不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地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此可见，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陈言，一是陈述秦“善楚”之利，不要攻楚；二是秦、楚联合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候”(此“关中候”或“关内候”，姚本为秦察诸侯动静；鲍本比之候吏。见《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三是取齐之右壤，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然后使此四国“不待痛而服”。秦昭王正中下怀，立即命白起停止出兵，要黄歇回国，执行秦“善楚”、楚亲秦方针。黄歇的言论，虽然避免了秦一时攻楚的兵锋，但却对秦的兼并各国，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稍后范睢为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与黄歇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对楚国是不利的。

第二年(公元前272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楚遵秦意，遣黄歇侍奉太子完到秦国去做人质。于是秦、楚关系又趋于和好。这一年，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秦与韩、魏伐燕，干预燕国内政。楚国亦出动了三万军队参战，配合了秦国的行动。

公元前270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魏人范睢至秦，向秦昭王陈策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秦策三》。)

从此秦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节节胜利，步步推进。

公元前266年(楚顷襄王三十三年)，秦因太子质于魏而卒，为此伐魏，取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楚乘机约齐攻魏，兵至魏郊，魏向秦求救，秦初不出。魏人唐且入秦陈说“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战国策•魏策四》。)之害，秦昭王才发兵救魏，楚、齐闻讯后退兵。这是楚、齐对秦国态度的一次试探，秦一出兵，当即撤退，不敢对秦作正面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