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统计，中文图书一年出版200万种，其中新书100万种。如果一个人一年读200种，要读上500年才能读完一年出版的新书。让庄子说着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那些新书里，原创性的、值得阅读的、不误人子弟的，究竟有多少，似乎不好回答。不是学术也开始腐败了吗?书中真有陷阱，没准你就是猎物。
读书可能成为读书种子，像顾炎武那样，专心读圣贤之书又事事关心；也可能成为书呆子、会走的书橱，不仅把书读死了，把人也读死了。所以，读书之于成功确乎是或然性的联系。读书几近成功之论虽用心良苦但并非尽然，善良的谎言中有误导成分。
尽信书不如无书——别掉进坏书的陷阱；不信书又不如读书——“我是文盲我怕谁?”你谁也不怕并不意味着别人就都怕你，谁怕谁呢!读书不是为了让人怕，当然也不为了怕别人。自己别往陷阱里跳。
怎样把书读薄了，怎样把书读厚了；什么是我注《六经》，什么是《六经》注我?怎样在陷阱上穿行又不落入陷阱，这需要何等的身手、胆气!
果真“书山有路勤为径”，世事就简单多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也是有的，“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有的。可能那陷阱会逐着你的行踪延伸、长大，还真须几分“乐在山阴道里行”的心态吧!
走出读书的陷阱：书是什么恐怕人人都知道，可什么是书恐怕就只有读书人知道了，你知道了，就走出了陷阱。
你一旦走出了陷阱，你就从读书中获得了智慧的启迪、生命的启迪。
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在这个漫长岁月中，好书还是我们每个人无声的师长、朋友。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某一句哲言；某一个人物，某一段故事，某一次真情独白……都可能碰撞我们敏感的心灵，拨动我们智慧的琴弦，让我们懂得了许多……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还说：“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是呀，思想让人有了尊严，强大起来了，不再脆弱了，于是，就开始凌驾于万物之上了。于是，就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了，就把其他的生命体、非生命体不当回事了。当人类的劣根性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又成为比苇草还脆弱的东西，因为你没有能够“努力好好地思想”，没有遵循“道德的原则”。
因此，在读书所获得的智慧启迪中，第一要务便是：
建构一种道德标准——自利利他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成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我们恐怕很难企及天地境界，但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努力跨越功利境界达到道德境界。其实，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独特的主体，功利境界是我们的常态，尽管在我们对功利的追逐中包含了客观上为别人、为社会的因素，但毕竟缺少“觉解”。一旦跨越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状态，上升为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的状态，就开始接近道德境界了。一旦真正地从主观上摒弃了私利，把客观上的私利也置之度外，就是彻头彻尾的道德境界了。当然，这样的境界常人也是难以企及的。我们就再退而求其次，在自利的同时也利他，并把这样的道德标准作为共同遵循的规范，这世界也可能充满爱了。
老舍先生的《宗月大师》，那位从前的刘大叔，后来的宗月大师，达到了道德境界，并开始超越道德境界了。他先前处于好善乐施，后来就发展为禅心、佛性了。
有了起码的、上不封顶的道德准则，那根能思想的苇草开始伟大起来了！苇草应该怎样思想呢？
养成一种思想习惯——全面辩证
从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两次“文化热”，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自始至终存在着三种主张、三种选择，形式上看似乎形成某种三足鼎立之势：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西方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与现代化是水火难容的；中国文化的惟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
第二种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现代复兴”，认为中国传统古典文化，尤其是由孔子开创、宋明理学继承发扬的儒家文化，是天生优越的，本质上大大高于任何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中国文化的惟一出路，就是复兴现代新儒学，寻求继先秦原始儒学、宋代理学新儒家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完成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道。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世界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儒学复归论主张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即在经济上搞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文化上复兴以儒家道德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儒学复归论和全盘西化论又有所合流。
第三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就是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参见张岱年、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
前两种主张和选择，从思想方法上看，都是片面地、割裂地、静止地看待文化，没有把文化当作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第三种主张和看法则把中华文化当作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开放系统，同时也把外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看作这样的系统，对待文化的态度是全面的、辩证的。
大到文化，小到日常生活事件，我们都应该养成全面辩证的思想习惯。
这样的思想方法是大处着眼，对待具体事物，还要学会小处入手。
学会一种思维方式——逆向反思
鲁迅在《长城》一文中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的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鲁迅何以诅咒长城？原来他把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比作“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这样的思想把人们包围，所以要诅咒它。鲁迅以他独有的冷峻、反向思维、批判针刺所处的社会，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钱钟书先生则以其特有的幽默、调侃，教我们作思维的健美操。“从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它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先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是钱先生读《伊索寓言》得到的启示。
我们从大师们的思维方式上能否得到逆向反思的启示呢？
立意的本质属思想认识范畴的东西，受人的思想认识水平、知识结构层次、社会经历等诸多综合因素制约。从思维方式入手进行逆向立意训练，是拟出出色立意的有效手段。
第一， 逆向立意的实质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根据已有信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思考，从多方面寻求多样性答案的—种展开性思维方式，就是求异思维(又叫发散思维、辐散思维)。发散思维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性思维，具有流畅性、多端性、灵活性、新颖性和精细性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正适合立论的需要。在求异思维中，根据已有信息寻求的多个答案里有一个与已有信息相反或相对的，在文章立意上，我们就称这相反或相对的答案是逆向立意。从逻辑学上分析，我们认为，一个判断(推理)的矛盾、对立判断(推理)可能构成立意上的逆向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