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两千余年的皇帝名录，清朝普遍在水准以上，其中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即使与那些功绩才能最为杰出的皇帝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在宫崎市定眼中，“雍正帝的才品在清朝首屈一指，其父康熙帝和其子乾隆帝亦难以望其项背”。
宫崎市定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相对中古史、政治史而言，清史并非所长，单看书名，以为会是《水浒传》解读这样的通俗史学作品，实际是一本相当严肃、有所寄托的作品。其写作缘起，是作者1939年起受东亚研究所的委托，就“异民族的中国统治策略”、“中国的边境统治策略”等题目进行研究，时值日军侵华，用心可谓昭然，但宫崎市定作为一名纯粹的学人，并没有逾越本分，反而因此回想起大学时受到矢野仁一教授清朝史的巨大影响。于是1943年，已经四十三岁的宫崎市定开始系统阅读清朝基本史料的《十一朝东华录》，到雍正朝，觉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引起对雍正帝的强烈兴趣，遂广泛搜集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册构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谕旨》，最后成果即1950年出版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
撰写帝王传记，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如何表现出传主的个性，皇帝又被称为“天子”，是超越凡俗的存在，他的面目不仅在当时，对后世的人来说，也常朦胧不清。皇帝情绪化的一面很少会被记录在史书里，尽管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记录皇帝生活言行的《起居注》，一般在下任皇帝登基后整理成为《实录》，然而这种官方记录越到后来越模式化，更为重要的是经常会被翻阅修改，后代史家不仅需要仔细甄别真伪，还不得不揣测这些言行的本来面目。与此不同，“《雍正朱批谕旨》是雍正帝与地方官僚个人之间的私人性质的往来文书，因此体现了每个人鲜明的个性。首先，雍正帝作为个人的个性近乎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朱批谕旨伴随密折制度产生，是雍正独裁政治的核心。对研究政治史的人来说，独裁君主制何以如此长久地统治中国始终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课题。然而，尽管君主专制为独裁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如愿以偿，“因在皇帝角色里表现活力的所有尝试都遭到普遍反对而走上罢工道路”的万历（厄普代克《万历十五年》书评），就是一个想独裁而不得最为生动的例子。比起年幼登基不得不受外戚、权臣掣肘的帝王，以四十五岁壮年登上最高权位的雍正这方面无疑拥有先天优势，数十年的韬光养晦使他能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从容不迫地观察人情世故，认真思考评判父亲康熙的施政方针，特别是对官僚体制本身所产生的寡头政治、奢侈浮华、朋党勾结、舆论控制等种种恶习有了深刻的体察，正如他后来给大臣的一封信里有意无意说道的，“朕是在藩邸阅历世情四十五年，备尝世间辛苦才成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若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莫及。”
雍正登基后用来对抗这些恶习的是“密探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密探政治屡见不鲜，明朝的创造是利用宦官强制实施，最终却为宦官所误而失败，雍正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所发明出来的就是密折制度。此前，清朝君臣间的文书往来以“题本”为主，个别官僚绕过政治机构直接向皇帝本人递交私人化的“奏折”只是偶尔为之的行为，其内容也千差万别，“有时候是贺年卡，有的时候是天气、米价的报告，有的时候是军事上的机密”，雍正帝巧妙将这种行为制度化了，他要求全国一定范围内的官员按照固定程式直接向他本人呈递奏折，奏折的内容即使对朝廷大臣也完全保密，只有雍正一人开封阅读，而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绝不能将内容泄露给他人，由此形成一个由无数双向通道构成的信息网络，其中每一个节点都是相互独立的，唯一的连接点就是站在网络中央接收一切并及时反馈的皇帝本人，这样再加上遍布全国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密探队伍，雍正对任何他觉得应当关注的人或事都不至于陌生。于是久而久之，“奏折”逐渐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占据重要地位，与“题本”有了明确区分，前者是作为官僚个人的行动，而后者是总督、巡抚作为公务人员的行为，“概言之，题本的内容是被公之于众的表面政治，奏折的内容是秘不示人的幕后政治”，所谓《雍正朱批谕旨》即雍正帝在官僚递交的以墨色书写的“奏折”上用朱笔改动或批注的记录。
可想而知，雍正每天都要接收回复大量的私人报告，他早上四点前起床，处理政务直到晚上，除了会见大臣商议政事，至少批复这些奏折二三十份，多的话则需要看五六十份，也就丝毫没有空闲，他的父亲康熙厌倦政事时就去欣赏江南的风景，儿子乾隆则留下了更多冶游江南的记录，他自己却只是偶尔去位于北京近郊西山的别墅，“一步都没有踏出过北京”。这样的工作量对常人来说着实难以忍受，雍正也并非对此乐此不疲，在他的印章中，经常使用的是一方包在椭圆之中的“为君难”，“我并非想成为一名君主，但天命既然选择了我，就一定要努力做好”，我们似乎能够从中听到这样的心声，这也正是他不辞辛劳希望他人听到的，因此在雍正十年，他精心拣择了一批朱批谕旨，原封不动付梓出版，以向天下，特别汉族人展示自己的勤勉与政绩，证明他成为皇帝无愧于天命。
宫崎市定的确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所思考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在最后一章《独裁政治的界限》里，他认为十三年的统治时间对“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独裁政治的最后完成者和实践者”雍正来说，也许已经接近极限，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独断万机的独裁统治，总要面临身体健康和精神倦怠的双重危险；二是对被雍正帝持久压制的官僚阶级来说，他们必将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因此当雍正帝这个“早点死才好”的天子真的故世以后，继位的乾隆帝与官僚阶级妥协，在政策上重新回归到康熙时代的宽大政治。
皇帝一人无论如何不能够治理庞大的国家，他必须依靠官僚，而官僚体制一旦形成，就成为一架不由任何人控制有其自身运行规则的机器，“面对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优先选择，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上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孔飞力《叫魂》）。当强力君主出现，试图独裁时，就不得不以过人的精力和坚韧处理一切事物，才至于遭受蒙骗，“若不是思维相当缜密的睿智君主，则无法将密探政治运用得如此自如”，而一旦弱主在朝，官僚体制内部又立刻会产生权力的倾轧。权力究竟应当集中于何人之手呢?对长期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国来说，似乎只有一个答案，“于是，信赖独裁制的民众被引上了若不是独裁制国家便无法得到治理的方向。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的确是可悲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不得不说雍正帝的政治实在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