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怀古（7-13 星期四 雨 行程约660公里）

上午八点离开仁怀市，经过雅安、二郎山、进抵泸定。中午在高速路休息区吃饭。雅安原为西康省省会，1955年随西康并入四川为雅安地区，2000年12月撤地设市。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邛崃山东麓，东靠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

雅安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与过渡地带，是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结合部与过渡地带，是现代中心城市与原始自然生态的结合部与过渡地带，是古南方丝绸之路之门户和必经之路。

雅安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先秦时代就已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两汉文化底蕴丰厚，在川滇藏三省区交界的大三角地带，有两条神秘的道路如两股动脉，从四川，从云南，把内地和西藏紧紧相连，这就是茶马古道。它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地势最高最险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传播文明古道。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雅安是中国南路茶马古道的起始地（北路茶马古道--甘肃、陕西、青海一带）。太平天国翼王曾兵败于此地，红军长征则由此突破蒋军围困，开辟了革命的新航程。

作为新兴的旅游城，雅安有“雨城”之称。雅安有一个很大的茶马古道雕塑群，借用雕塑艺术形式表现当年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商旅，翻山越岭，马驮人扛，不避艰险的情景，使过往的人一看便知，这里与茶马古道的密切关系。车队在雕塑群前作短暂停留，恰好有一个母亲带着女儿在参观雕塑群，我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温馨的画面，这是雅安留给我的最柔美的记忆！

雅安距离拉萨还有二千多公里，然而，这里的蓝天、白云、经幡、牛羊，以及远处皑皑雪山，已然是一派高原风光了。初次进藏的几个队友很陶醉，举起相机四处拍照，两个队长来过多次，大概是没了新鲜感，一心只想着往前赶路。 下午过二郎山，位于四川天全县境内，海拔3437米，距成都172公里，是青衣江、大渡河的分水岭，为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上个世纪50年代，一曲《二郎山》被唱响，从此二郎山闻名于世。二郞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是千里川藏公路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被人们称为“天堑”，素有“千里川藏线，天堑二郎山”之说。 从1950年开始，川藏公路正式投入修建，修建期间国家投入了11万军民，直到1969年修建完成，整整修了19年。由于川藏公路处于高海拔地带，容易有缺氧的危险，不时还伴随有雪崩、落石，因此，修筑川藏公路先后有5000多人牺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川藏公路建成后，这里常年冰雪、暴雨、浓雾、泥石流、滑坡不断，致使该路段行车事故多发、断道频繁，加之全年3/4为雨雪天气，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当地有谚语：“车过二郎山，像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1996年，国家投资4．7亿元修建二郎山隧道，于2001年1月11日全面建成通车。整个隧道起于天全县龙胆溪，止于泸定县别托村，位于二郎山山腰，全长8660米，其中主隧道长4172米，隧道净宽9米，高5米，海拔高度2182米，是当时国内已贯通的公路隧道中最长和海拔最高的一条。二郎山隧道建成通车后，缩短里程25公里，缩短行程时间3小时，避开了山顶事故和灾害频发路段，大大提高了道路畅通和行车安全。 今天过二郞山突降大雨，车多路滑，有些路段塌方改道，汽车排起长龙，缓慢行进。不少骑行者冒雨前行，成了此时二郎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是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怀有西藏梦想的年轻人，成都是他们的出发地，每天骑行一百多公里，布拉达宫是他们圆梦的地方。从成都到布拉达宫有二千多公里路程，在正常的情况下，至少要二十多天才能到达，不知道能坚持到最后的有几个人？然而，他们挑战的勇气和践履的精神足以让人敬佩！ 二郞山隧道口，立着一块刻有“二郞山”歌曲的石碑，我们一行中有六个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对这首歌曲都有深刻的记忆，甚至是哼着这首曲子长大的。身临其境心情格外激动，冒雨在石碑前拍照留念。汪校长难掩激情，拍照时双手举过头顶，大吼一声：“‘二郞山’我来了”！汪的这一声吼叫，让我们顿时也生出了几分豪情！

汽车十多分钟就驶出了隧道，眼前是一条大峡谷，大渡河沿着峡谷蜿蜒而来，公路则把二郎山拦腰横切了过去，显得格外陡峭险峻。汽车下行时已是雨过天晴，大块的云朵飘浮在大渡河上空，霞光映衬出山峦的优美曲线，空气清新微风拂面，让人心情格外舒畅。车窗被摇开，拍照在颠簸中进行，尽管拍照的成功机率很低，但是大家还是不停不歇享受着掀动快门那一瞬间的快意，并带着这样一份快意赶往泸定县，去瞻仰那座闻名中外的泸定桥！ 泸定桥又称铁索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大渡河上，该桥始建于1705年，建成于1706年。泸定桥长103米，宽3米，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9根作底链，4根分两侧作扶手，共有12164个铁环相扣，全桥铁件重40余吨。泸定桥两岸的桥头古堡为传统木结构古建筑，为中国独有，被称作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 下令建造泸定桥是清朝康熙皇帝，一是为了方便藏族和汉族的物资交流，克服摆渡和溜索之困；二是便于军队调动，维护国家统一。1706年大桥建成后，康熙皇帝御笔亲书“泸定桥”三个大字，御碑立于桥头，取“泸水”（即大渡河旧称“沫水”，康熙错以为“泸水”）、“平定”（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之意，碑文正文为“泸定桥”，而横批为“一统河山”。泸定桥建成后，便成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泸定县也因此而得名。 相传当年修桥的时候，13根铁链无法牵到对岸，用了许多方法都失败了。有一位自称噶达的藏族大力士，两腋各夹1根铁索链乘船渡过西岸安装，当他运完13根铁链后，因过于劳累不幸死去。当地人特地在沪定桥西修建了噶达庙，以纪念这位修桥的英雄。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事实上在修建泸定桥时，荥经、汉源、天全等县能工巧匠被召集在一起，商讨牵引铁索链过江之计，最后采用了“索渡”的原理。即把铁链系在竹筒上，从对岸拉动拴好在竹筒上的绳索，把竹筒连带铁索链拉到了对岸。这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许不值一提，然而，对于距今三百多年前的农耕社会而言，则是非同寻常的创造和智慧！

当然，作为新中国的同齡人，我更关心八十二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战略行动-飞夺泸定桥。资料记载，1935年5月25日，中央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这里，面对国民党追兵的紧追不舍，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守敌交火。当时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而且还在铁索链上涂了机油，并配有机枪、炮兵各一个连队，在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的火力网，严密封锁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2名夺桥突击队，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于下午四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进。当红军突击队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红军战士奋勇向前，冲过桥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仅用了两个小时就消灭桥头守敌，并占领了整个泸定城。此后，“飞夺泸定桥”被称作中国革命史上“惊、险、奇、绝”的战争奇迹，建国后被搬上电影银幕，编入小学生课文。 然而，当年泸定桥守军为何没有砍断铁链呢？这似乎成了困绕国人的一个谜团。对此，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来不及。即夺桥的前一天，红军还远在二百里以外，且天气恶劣，暴雨滂沱，守敌麻痹大意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舍不得。泸定桥是西康军阀刘文輝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他手下有几万人马，都靠出售西康出产的鸦片维持，炸了桥就等于断了他的军响，所以没有舍得砍断铁链。客观地说，当时泸定桥既是内地与西藏重要的贸易通道，也是内地与少数民族联系的重要纽带，断了泸定桥远不止是刘文輝的损失。至于断了泸定桥的铁索，中央工农红军又会是怎样呢？历史不能假设。事实是，泸定桥铁索没有被砍断，红军飞夺泸定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现如今，泸定桥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纪念地。我们到达时华灯初上，泸定桥南岸居民已经跳起欢快的广场舞，纳凉、围观、吆喝买卖的人凑到一块，全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然而，地产商没有放过本来狭窄的泸定城，高楼林立密密麻麻，通往泸定桥只有单行的车道，桥边没有停车场，为了防止道路堵塞，巡警用高音喇叭不断喊话，驱离在桥边停靠的过往车辆。我们在泸定桥边匆忙下车，在参观的时间里，两位队长开着车在城里兜圈子。

大渡河水依然湍急，十三根铁索还在，被拆下的木板早已经铺上了，只是战争的消烟已经远去，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记得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战斗和那些为红军北上英勇献身的勇士们？！我们来的不巧，据说有两根铁索倾斜了，封桥维修就在今天，我试着想让保安通融一下，能够站到桥面缅怀一下当年飞夺泸定桥的先辈英烈们，然而，保安有为难，我只好在南岸来回走着，重复拍着同样的照片，总是觉得意犹未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泸定桥南岸立着几块份量很重的石碑，却没有相对应的凭吊空间，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入住的旅馆在坡地上，可以俯瞰大渡河和铁索桥，只是停车场离旅店很远。这里的落后杂乱和不规范说明当局对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缺乏应有的重视，这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抑或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当局对国家精神财富的无知抑或是背叛抑或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