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廖代银，自1980年高中毕业后就失了音讯。去年同学聚会，38年后才又得相见。执手相望，两鬓如霜，不胜唏嘘。促膝话家常，得知他师范毕业后一直在乡村教书育人，盖已37年焉。】
2019年5月29日下午，著名作家、省文联主席刘醒龙先生到随州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去了，买了他亲自签名的《天行者》。
《天行者》是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书里写的，是农村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故事，也就是和我一样的乡村教师的故事。而最早知道刘醒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小说《凤凰琴》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热播，听说还获了大奖。
记得当时社会上都在热议电影《凤凰琴》。很多人说没想到现在的乡村学校还这么破烂，没有想到乡村教师会是这么艰苦，没有想到乡村孩子们的生活过得这么让人心酸。我也去看了电影，过后又把书找来看了几遍。清楚地记得起初我并没有被感动，我的心情只有沉重，故事里讲的，分明就是我，我的学校和我的学生。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时逢当时所谓的下海经商潮，我也怦然心动，正在想方设法地调动工作，想着离开不吃香的教师岗位。
也正是看了《凤凰琴》，看到了故事里人性的坚韧，看到了故事里的人对于乡村教育的执着，看到了为人师表就必须得甘心奉献。从起初的沉重到被慢慢的感动，从而打消了离开教师岗位的念头，让我扎根乡村教书的信念坚持至今。
刘醒龙的《凤凰琴》，里面仿佛真的有我的影子。
1982年6月，我毕业于随县师范学校。随后被分配到随县洪山宋家中学。那时，我离20岁还差20天。
九月一日，报道的第一天。我特地穿着一身新衣服，挑着行李，一头是被褥水瓶脸盆换洗衣物，一头是一个大木箱，木箱里装着日常用具和一些书。我的家在洪山许家冲，从家里到宋家中学有12里山路，要翻三座山，要过两条河，我在公路和机耕道交替的路上轻快地前行，担子在肩上一闪一闪的跳跃，田野里秋收的人们抬头望着这个陌生的身影微笑，我的脸映着灿烂的阳光满是骄傲。
没有人欢迎我，更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独自走进校门，映于眼帘的，是几间低矮的泥砖房子趴在操场台阶下边，窗台与操场边一样高，操场上耷拉着一副木头篮球架和两副水泥乒乓台，几株女贞树就立在窗台边，显得那样朴实、无华。
办公室就在那几间低矮的泥砖房子里。看得出来一些房舍刚建不久，但相当简陋。木头窗户没有玻璃，地面是砂石铺成，高一块低一块的，真像现在刻意做的按摩地面。屋子里靠墙边摆着几张古老陈旧的办公桌，一群早来的学生正围着两个老师在报名。
宋家中学位于随县洪山镇西北的草庙岗上，现在它已经不是中学而变成小学了。当时它还是一座刚组建不久的学校，呈四合院模式，教室房舍教学设施因陋就简。学校大多是中老年教师和民办教师。连我们两个新分来的师范生在内共10名教师，高峰时学生有100名左右。
读了两年的随县师范，在梦中无数次憧憬过的教书的学校竟然是这个样子，尽管有过很多种假设，但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失落。“请问谁是张校长？”我大声说。这时，从孩子堆里，抬起一张清瘦的、满是皱纹的脸，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花白的头发，却有着矍铄的眼神。
“哦，是廖老师吗？”他取下眼镜，拨开围着他的孩子们，走到我面前，似乎忘了什么，又返回角落，拿起一把扫帚，他一边用扫帚扫着角落里一张办公桌上的积尘，一边指给我。“我是王老师，张校长出去办事了。他交代过，他说你来了就坐这张办公桌，等他回来了具体再听他安排。”
没有擦桌子的抹布，我找来一张旧报纸，往桌上一铺，就这样，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自此开始了我人生之中一直坚持至今并可能而且一定就是要付出终生的乡村教师生 涯。
离家远，就要住校，我们几个老师住的是简陋空荡而显得阴冷的小宿舍。一部分和我一样离家远的学生也要住校，住的是连在一起的木板大通铺，垫着稻草，铺上床单。平时有课的时候，备课、上讲台、批改作业，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课余的时间，和住校的年龄小不了我几岁的学生一起走田间小路，去河里游泳、捉鱼捉螃蟹，女孩子们会为我采来大把清香的野花，男孩子会给我吃从自家村里采来的果子……
初为人师，一切都是新奇的，校园、学生、同事、教学，都是那么的新鲜而富有诗意，世界在我的眼里是那么的美好。读了两年的师范，学有所成，是报效国家的时侯了。我暗下决心，立志为人师表，站在三尺讲台，此生不渝！
第一个月的工资，31.5元。我留了几块钱做生活费，其余的在洪山镇医院为50多岁的母亲安了一口牙齿。报效国家当从报答母亲开始。
乡村教育并非永远象立志初心那么的热烈，当浪漫和激情过后，快乐也不会持续多久。乡村学校的简陋和教师的清贫让我很快备尝生活的艰辛。而尤其艰难的，其实还是我的学生们。
学校有伙房，做饭的是学校一位老师的妻子。平时我们几个住校的老师和住校的学生都在这里吃饭，她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谈什么色香味俱全，一切都是仅仅的温饱。8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能够吃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很知足，我是国家分配的公办教师，每月有薪水，虽说微薄，但供自己管自己是绰绰有余了。比起同校的民办教师，心中还有点暗暗的小傲骄。
苦的是那个年代的学生们。我的班上有一个叫王自成的男孩子，身子瘦瘦的，穿着显大很旧的衣服，但洗的很干净。开饭的时候，他总是只打二两或三两米饭，从不打菜，打好饭后，一个人默默地把饭拿到宿舍或教室，吃家里带来的咸菜。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二三两米饭怎么够吃？通过走访，我得知孩子的父亲去世了，孩子的母亲在家里还要拉扯他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家境非常困难。我于心不忍，悄悄塞给孩子菜饭票，说是学校的救济。这一给就是两年。后来，孩子考上了随州三中。再后来，孩子考上了大学，接着读研，现在在华为工作，己做到了高管。有几次，他省亲回到洪山，专程来看我。他说，“廖老师，我知道那些菜饭票不是学校的救济，但它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我在宋家中学一直教了9年书。其间84年7月到87年7月在随州电大脱产进修三年后仍回宋家教书，一直到91年7月调入洪山镇一中。这期间，我资助过的学生连我自己也不记得到底有多少。但像王自成一样回来看过我的却并不多。也许是时间太久让记忆模糊淡忘了，也许是他们工作太忙没时间回母校，也或许是我的资助太微不足道。但这些资助却在我工资中占了不小的比例。我每月发的工资总是入不敷出，交给妻子的钱很有限，现在，家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到如今还住着经适房。我和家人打趣，“谁让我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呢，我只会建造灵魂的房屋。”
和小说《凤凰琴》里描写的一样，在宋家中学教书，最难捱的还是课余的时光。节假日，就得自己煮饭，自己往水缸里挑水，柴禾没了要自己上山打。一座冷冰冰的灶支起一口黑漆漆的锅，好在本身我也是农村的孩子，什么样的苦我都吃过，做饭其实难不倒我，洗衣服也难不倒我。只是，当全校的学生回家了，住校的老师也回家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唯一的我时，孤灯如豆，寂寞就像水一样冰凉地弥漫在心头，多少次午夜梦回，被风雨惊醒，听雨滴答，辗转反侧，黯然神伤。《凤凰琴》里的主人公学会了弹《凤凰琴》，我知道他能学会，而且会弹的很好，因为我深有同感。有所不同的是，我的琴不是凤凰琴，是胡琴，二胡。大把大把的闲暇时光能让我把二胡拉得如泣如诉，如果能像围棋那样评段位的话，我不是九段也该评为八段。
现在，每当学校里或教育系统里有年会之类的文艺汇演，我的二胡便是保留节目之一。很多人说，“廖老师，二胡拉的不错啊。”我报之一笑。我想说，一把二胡拉断腰啊，你如果和我一样有这样大把大把的时间，你拉的肯定比我还好。多少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多少个月上柳梢头的黄昏，缠绵悱恻的二胡凄美的旋律，把我满头的青丝拉成了的两鬓如霜......
91年7月，宋家中学因生源减少等情况被裁撤变为小学，我因此调入洪山镇一中。我离开了那所山岗上的乡村学校，来到了镇上中心校。这里的条件比宋家也好不了太多，虽然有了固定的寝室，但还是低矮潮湿。有了“自来水”，食堂条件也好些了。学校出门不远就是镇上，虽然五分钟就可以把街走完，但毕竟热闹些了。每天从教室到办公室再到寝室，再就是在小小的操场上，春秋变换好像都被围墙给阻隔了。我结婚了，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遥遥无期的两地分居，牛郎织女一般盼望着周末和家人团聚，每每看到我的一双已经长大并且学有所成的儿女，我的心中就满怀愧疚，孩子在我的身边的时间太少，作为父亲我给他们的爱也太少，都是他们的母亲一手把他们拉扯长大教育成人。
当身边的同事一个个离开乡村学校，调到城里的时候，我有过迷茫；当华灯初上，看着别人往家赶而我却独自回宿舍时，我有过悲凉；当别人乔迁新居举家团圆其乐融融时，我那样失落；同学聚会时，看着当年并不出众的同学鲜衣怒马在耀眼的C位频频闪光，我真的五味杂陈。多少个孤寂的清夜，我在单人床上碾转难眠，但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当我看到了孩子们稚嫩的渴求知识的小脸的时侯，我的心又被融化了，孩子们需要我，我的学校需要我。他们宁静了我的内心，让我坚定了自己的坚守。在坚守中，我见证了一批批学生的成长，守护了他们少年的快乐。在坚守中，我见证了学校的变迁，旧貌换新颜。在坚守中，我渐渐成熟，我不再为“选择了乡村教师就是选择了清贫和寂寞”而纠结，我享受这份清幽宁静的自然，更享受这里坦荡纯净的心灵。雨后初晴的夏日傍晚，我会独自去校外小路散步，不知不觉中，身边会跟来一群孩子，他们同样也会带来一束花或者一捧果子。满天星光的寂寞夜晚，搬一把竹椅，听蛙鸣，享清风，思绪会飞得很远很远。春天，看着孩子们的在单双杠乒乓台运动，看他们高兴地在满校园欢跑，会让人感到，简单的快乐是如此迷人。我还有二胡，当幽悠的琴声响起，自然就会围过来一群学生。
说到二胡，也有故事。学生的课外生活是平乏的，有太多的作业等着他们去做，容不得他们更多的分心。好在现在的教育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一部分有音乐爱好的学生，便在我这里学拉二胡。在学校的支持下，二胡兴趣班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办了起来。
记得是在2000年左右的世纪之交吧，我在洪山一中带毕业班班主任教化学。班上有个叫廖秋花的学生，特别喜欢听我拉二胡。一次，她怯生生地对我说，“廖老师，你能让我拉拉你的二胡吗？”从她渴求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她对器乐的挚爱。我说当然可以，什么时候你让家里给你买一把二胡，我来教你。可从那以后，她却再没有来听我拉琴了。我感到奇怪，问其他的学生。学生说她家里穷，买不起二胡。
原来如此。又一个老套的因为贫穷而限制孩子理想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更老套，我悄悄地买来二胡送给她，然后教她。她上了高中，我还在悄悄资助她。后来，她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再后来，便没有了她的消息，听她的同学说她到了北京，在搞音乐，发展的怎么样也不得而知。
我妻子常说我有瘾，资助学生的瘾。我自己也知道，但我没有办法，这瘾我戒不了。我知道我身边的好多同事也有这样的瘾。很多的文艺作品把老师比作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这比喻好，这比喻真贴切。女儿长大了，在武汉定居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女婿知道我爱抽烟，就常常买来高级的香烟孝敬我。我舍不得抽，就把这烟在学校小卖部换成了低档烟，学校的女同事就笑我，“廖老师，你这样抠门，会成廖百万的。”一来二去，“廖百万”就喊开了。殊不知，这些等价交换得来的钱，都变成了我的学生资助基金。
岁月如歌，几十年的时光在我的琴声里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沧海桑田，当年那个满怀梦想意气风发年轻人，已经成了一个年近6旬耳聋眼花的糟老头子。没有变的是，他还在遥远的乡村学校里挥洒汗水，他还在三尺讲台上唾沫横飞，他还在那样悄悄的资助他的学生，用善良的谎言说是学校的救济。他有过迷茫，他有过悲凉，他也有过动摇，他一度想离开这个让他又爱又怨又不忍释手的校园，但他终归是没有忘记初心，他坚持下来了，一直坚持到如今。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感人至深的情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经历的过往都是些凡人小事。
再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纵有万般不舍，但我终将会离去，离开我眷恋的校园，离开我眷恋的讲台，离开我眷恋的学生。但在我内心深处，乡村教学生活终生难忘。正如《凤凰琴》中故事情节的苦与累早已云淡风轻，留下的只有浪漫情怀，弥漫在整个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