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正是他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将他顶礼膜拜为“神”，他的任何一言一笑，一字一句无疑都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最高指示”。在那层人文色彩浓厚的权利背后，他渐渐丧失了容人容事的“雅量”，深深的迷失在自我权威的膨胀中，一段时间，他和他的亿万人民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未来的化身。就在这万马齐暗的年代，一个无权无势的儒者，一个历史的遗老敢于在他面前“廷争面折”，他对其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以一国之尊发动群众一边倒的将其轰下了台。彻底得被政治主流给抛弃，从此深居简出。但这个儒者留给世人的只是那一句：“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无党派人士联名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儒者心里想的是，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的；1951年在公开场合发言，儒者不肯以“万岁”来结束；1953年，当面与他叫板，你一言我一句的据理力争；1974年，因不肯评判孔子自己被批判，儒者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这个儒者就是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家，“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他的思想在当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不过在他诞辰100多年后的今天，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禁得起时间的考验，为历史所铭记。
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秉着遵循着内心的自我和对真理的坚持，不顾身处逆境，仗义执言，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试问一下，即使早已走下神坛的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人能够表里如一？敢于质疑权威？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而特立独行？
现实中趋炎附势者有之，人云皆云者有之，噤若寒蝉者有之，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更是大有人在。这些“砖家”、“公知”、“大V”们往往为一己之私，裹挟着权威的遮羞布，浸淫在名利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也许更多得却是自己迟迟不愿自拔。
2015年的两会，在立法法修改过程中，关于“税收法定”有个小插曲，当时在二审送审稿中，明确规定了将“税收”的专属立法权单列，并规定“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这也就意味着今后税就不能说征就征了，政府每新增一种税必须要取得全国人大的通过，可是在大会即将结束之时，在审核后的三审稿中却将税收法定的相关内容给删得一字不剩，人大法工委就此解释为经过专家审定，认为二审方案中未能充分考虑税收的弹性问题和中央宏观调控的需求所以删除了原有条款。当与会代表追问所谓专家的姓名时，法工委一时语塞。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专家，就是因为某些领导认为该草案影响了某些部门的利益，制约了某些权利的使用，所以堂而皇之得欲将此二审案胎死腹中。如果我们的代表仅仅是满足于作为一个单纯的投票机器；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单单只是行尸走肉般得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表；如果我们的国家还只是停留在人治天下的思维中，那么真理必将屈服于权威，诉求必将沉没于无声。令人欣慰得是，即使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再孕育出另一个大儒，但是共和国从不缺少敢于仗义执言，不屈于威武的脊梁。就在离三审稿征求意见即将截止时，就在离整个大会闭幕还不到一天时，一个叫赵冬苓的女士、一个叫周光权的律师、一个叫刘建一的教授，为了13亿人的切身利益敢于在此时质疑权威、为了法治奔走疾呼。正是由于他们的苦苦坚持，在参会的某些代表忙于游览我们首都大好美景时；在参会的某些代表已经开始打理起回程的行装时；在参会的某些代表已经坐上回城的高铁时。他们三人却为了百姓的利益奔走于征集代表们的签名，忙碌于构思建议案的遣词造句，一直奋斗到凌晨两点。最后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税收法定这项关乎每个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呼声终于落实在新修订的立法法中。在最后的投票表决中，修改后的立法法终于以2761票赞成81票反对33票弃权获得通过。当然从这悬殊的票数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税收法定还是人心所向，毕竟每个人都不愿意被平白无故的，随心所欲的税收强加于身。但令人哀其不幸得是，竟然还有114个代表们面对过往的的不合理选择了接受，这其中又有多少人是对权利的盲从亦或是对法治的无知。
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一个带着一顶瓜皮帽，一副厚重镜框的瘦小委员起身说道：“我想着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的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那个其貌不扬的小小政协委员，竟然在大会发言中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异议，并且直言执政党基本路线的不足，不仅仅单纯是个人的勇气和狂放，而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当60多年后的今天，党中央连年以“三农”问题作为每年的1号文件时；当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国家经济实力得提升仍然掩盖不了2亿农村贫困人口时；当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农村户口仍然遭到歧视，福利政策依旧向城市倾斜。谁还能再说那个委员的那番话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之言？那个叫梁漱溟的委员只是有些人口中的那个“中共提他做政协委员只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的“臭老九”？
时过境迁，如今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梁谋，但很少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即使今天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可能有机会找到那样的场合，发表那样的讲话吗？
小小的政协委员梁漱溟，小小的人大代表赵冬苓、周光权、刘建一，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儒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少，那我们这个世界会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