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写作。
人应当长期处于“吸收”的状态，而非“输出”的状态。或可，为了持续的输出，而进行持续的输入。读好书是输入，其实完全够了，教人向善、向美、向道德。
现有的书，也已完全够了。
但写作不是。
一旦写作，人的面目藏于文章之后（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能把面目示于人前，心态就会变化（尤其是写作氛围差的时候）。文字是思考的产物。凡是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一种逃避——逃避真实的感觉，妥协于用某种更为美观、通用的词句进行表达。
此时，往往会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
这种“不达”，一方面是文字本身造成的，一方面是作者造成的。
文字方面。
中文几乎是世界上现存最丰富的语言体系，翻译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成问题。但它仍有本质的局限性。拿形容情绪为例，诸如“快乐”，“悲伤”，“忧郁”，有这样一个词汇，我们才能够形容自身的感觉，如若没有一个准确的词汇，那么我们就会忽略情绪中此类难以形容的部分。从这一面讲，现有的文字是完全不足以形容这个世界的。与此同时，我们反而会“泛泛”地使用一些词汇，把真实的感觉放大或者缩小，以实现某种目的(抑或没有，没有则更悲哀)。这是一种“不达”。
另一种“不达”在作者。
出于这样那样（不好意思说）的原因，作品的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大趋势（并非是时代的“需要”）而变化，这就导致很多起初极具个人风格、时代价值的文字被大趋势的洪流抹杀掉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文学这样的东西，是需要一群公认的“大师”来做引领的。如果失去了文学上的“准绳”，文学必将走入“畸形”。
五四运动以来，文化大解放，作家取得自由。新时代，尚不是作家的作家们大行其道，传播途径之宽泛、门槛之低贱，出乎想象。大师们走下神坛，谁也不需要他们裁决。
谈到这个，木心先生有一段话，讲健康是一种麻痹，人类在“疾病”状态中思考，思考的成果被其他尚属健康的人认同了，于是形成了文化。上帝怕人类思考，人类思考就要质疑上帝。于是上帝先下手为强，规定人类十足健康，不健康就要死亡。可是文化已经出现，上帝束手无策了么——有策，他规定文化必将畸形（通俗化），从而走向灭亡。
木心说这句话的时候，氛围其实没那么坏的。
中国近代，尚且能见到百家争鸣的场面，胡适、徐志摩、鲁迅、老舍等人。
当时涌现了一批这样的文人，是那时代文人的幸运。如今，我们所剩下的大师已屈指可数。上个世纪，人们送走了林语堂、曹禺等诸位文学大师；这个世纪，巴金、季羡林这两位文学泰斗又相继离我们而去；现在能称得上是大师的也仅有年过七旬的陆谷孙、许渊冲等寥寥无几的数人。不过好在我们还拥有许多真正的文人，有毛尖、有李欧梵、有程乃珊、有王安忆；这些文人或许就是将来的大师。可是有人读他们的作品么？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晓得他们的大名，却未读过他们的文章。市面上也是见不到他们的文章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自律”非常难得——先过滤掉满目的蜘蛛网。
除了大师呢？
还是有一批优秀的文人在做支撑的，可是他们无暇顾及新一代的年轻作家。
比如简书，这样大的投稿平台，也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完善”的退稿制度。退稿后，原因为何全然不做说明，更不用说加以指点。说法是“因为稿件太多，审核人员不够。”在我看来，既然被赋予审核的权利，自然也就有解释的义务。归根结底，不是这些已经小有成就的文人的罪责，而且过分商业化、利益化的征稿氛围。对于文化交流、栽培，文化今后去向何方，人们已经无暇顾及。
完美的“无师友”环境，最好能逼出一个天才。
这已经不单单是文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很多大学，练语文课都没有了，大家写字、阅读、写作，统统一团糟。在这方面，我曾有疑虑——梁实秋先生表示，文学由天才创造，和“大多数”不发生关系。如此说来，让所有人提升文学素养全无必要，就像我不擅数学一样，是由人的“基本性情”决定的。
但是另一面，人类文明（道德、科技、艺术）难道不是凭借文学传承下来的么？
“君子”、“先贤”，若无文字，我们这一代人又何以得见？
我们族人的特长，就在于能够聪明地舍弃暂时不需要的东西。在一次采访中，陈丹青说，现在的文化是什么？无非是政治的把戏。起初谋发展，不管文化，而今别的东西都发展的差不多了，忽又想起文化来——文化这块大蛋糕。绘画的遭遇也一样，时值西方绘画的杰出人物杜尚，宣布再也不绘画，因他察觉到，绘画的时代已经终结。而林风眠等人却值此时出国学画，回国后建设了大量的西式美术学院。延续至今，普通人很难想象我们国族每年有多少年轻人跻身于绘画工作中，又有几个成才？
恰恰相反呐！曾是有绘画的热情、才华、天分才去学画，而今是数学、物理学不好，就选择了“艺术”这样辅助工具。
殊不知自始至终缺乏的是热情啊！
“艺术生”何以能加分呢？这是最大的愚蠢。艺术是不需要奖励的，它需要的是认可、赞美、传颂。这项加分机制，太和我们族人的胃口了——我们聪明的族人。
写作呢？自媒体兴，似乎全民写作的时代到来了，但这道菜味道如何？
原本的“主流文学”，退居二流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我的后代，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长大。
“你可以走啊，既然不喜欢这里，出国。”——要扔下一个蒙昧的国度么？武汉化身水城，谴责一番、调侃一番、解释一番，就要了结么？说法是，想要彻底改革太麻烦，各方面都需要协调配合——现在是怕麻烦的时候么？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何地？公民缴纳的财富，到底是打算用在哪儿呢？
其实我们当权者的后代，很多都已撤离了；拥有相当财富的人，也要撤离。科学家、文学家，生活境遇还不如一个戏子。这不是市场化的问题，而且一个国族的文化意识的问题。
科技、绘画、文学，曾经引领世界的我们呐。在文化上，不“专制”，不强行把有价值的作品环绕在人民的周围，人民是要遭殃的。
“每个人都有选择喜欢事物的权利啊，为什么非常我看你那一个。”
没错，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因为它具备普世价值，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我们虽不能及，至少心向往之。
现在的境遇，同1928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非常相像。鲁迅指出他们夸大了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能忽视等等。鲁迅针对创造社盲目投入在文艺宣传上的行为指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
现在网络上的文学环境，和我希冀的大相径庭。是艺人还是作家，很难分的清楚。
陈丹青认为“绘画也好、其他艺术形式也好，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分毫的。”
这让我难以招架，他绘画了三十年，最后说出这样的话。的确，人要吃饭、穿衣、住宿，这些是刚需。写作呢，战争、政治运动，文化轻易便奄奄一息。先贤的作品到这一代，也都显出虚弱来。我、我们中，能出一个“茅盾”么？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写作。
现在正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时代需要好的文人，好的文学，好的文化。也许我才能有限，不能成功。但我很希望我的文字能鼓励到有才学、有抱负、有良知的人。
现在，我们缺少的是：名副其实的赞美和荣誉、对于强者的尊敬和向往，以及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明白了这些，可以开始写作了。
文／张无虞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并标明“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