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霸业的崩溃，同时也宣示了霸业模式的完全崩塌，此后除非有新的假想敌出现，否则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这个已然解体的想象共同体凝聚起来。但齐景公显然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诸侯的投怀送抱完全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自以为能够重拾祖先的辉煌，继续扬起霸业的大旗。然而时势异也，等待他的必将是失败的结局。后来崛起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甚至都不理解霸主的真正职责是什么，就争先恐后地捡起被中原大国丢弃的霸主大旗，拼尽全力的结果，只能是耗尽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为这个终将逝去的时代陪葬。

当霸业的辉煌不再，霸主所肩负的职责便也无人履行，中原终于再次回到了混乱之中。齐桓公称霸后消止的灭国战重新开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与楚国接壤的陈、顿、胡、蛮氏、唐等国被并入了楚国的版图，常见于诸侯会盟的许、曹两国，分别被郑、宋两国吞并。晋阳之战后，中原地区仅存的蔡、杞、莒、薛、郯、邾等国也都不复存在。整个中原都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资源整合，等到战国的大幕开启的时候，中原大地上便只剩下战国七雄和宋、郑、卫、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国了。

诸侯国内，逐君、弑君的事件，也开始以新的面目回归，包括晋国、齐国、鲁国、郑国在内的中原诸国，国家权柄已经完全落入了卿大夫之手。以卿大夫组成的利益集团，为了进一步执掌国政，又互相兼并攻伐，争斗不断。在这样的一股潮流之中，那些过去君权相对稳固的国家，也无法幸免。到春秋末期，卫国逐君弑君的现象频发，中原文明的最后堡垒宋国，也开始了三族共政的格局，中原的礼乐秩序完全崩塌了。

孔子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霸业秩序崩塌后的时代，他为中原的乱象感到痛心疾首，为此希望能够通过“克己复礼”来恢复文王武王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的昌盛局面。他反对刑法，特别是成文法的公布，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恢复秩序唯一的办法就是“礼”。他主张上位者能够对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身体力行地去教育和感化百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要有高尚的道德，因此他对君子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修炼自己的一颗“仁”心，用忠恕之道立身处世而不能随波逐流。他的这些理念或许与柏拉图并不相同，但所使用的方法却是一致的，比如都是构建一个理想国，然后希望统治这个国家或者天下的人是一个具备了诸多美好特质的人，一个与“哲学王”有所类同的圣人。

但他的这种政治理想毕竟太过于浪漫了，完全无法解决当下人们面临的问题，因此也注定无法改变世界。彼时的中原大地，无论是国际上频发的灭国战争，还是各诸侯国内接连不断的兼并战争，其最终的导向，都是对传统国家区域内的力量进行重新整合。这种整合涵盖了制度、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由不得人不随波逐流。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这一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不是礼崩乐坏，也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发生在春秋中后期的一场技术革命，孔夫子显然是为当时的世道诊错了脉，开错了药方子。

接下里我们就说一说这场技术革命是怎么回事。说起春秋时期的主要特征，除了礼崩乐坏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之外，我们很容易能想到“青铜”这两字。然而这两个字却给人带来了很大的误导，总会让人以为铜器便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生产工具。然而多少有些让人尴尬的是，周朝虽然礼乐文化盛行，然而青铜就如同他们所藏于秘府的法律一样，都是贵族专有的私器，底层的农业生产还依旧停留在石器时代。

这倒不是因为贵族太过自私，不肯把他们日用的青铜分赐给百姓，实在是青铜这种材料，不太不适合用来当做农具使用。首先是因为它实在太贵重了，我们知道物以稀为贵，铜矿在地球上的储量要比铁稀少很多，本身就不容易获取。而纯铜本身又质地柔软，也不能直接用来制作工具，需要掺入其他的金属制成合金才能使用。而用来制作青铜器的合金材料是锡，锡更是一种比铜更稀有的金属，这就使得青铜器在当时的价值，不亚于如今黄金的价值。

除此之外，青铜合金还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太脆了。正是因为如此，即便是被用作兵器，只能制作像匕首一样的短剑，以及用来勾啄的戟，都不能直接拿来砍人的。这样的质地，如果制成了农具，估计连一个坑都挖不了就断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拿着青铜农具的古人，在田地里劳作了一天，回家的时候拉了一车断掉的金锄头，这个画面简直不要太美好。

因此在春秋时期，人们所使用的农具与原始社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基本上都是用木头、兽骨、石头制作而成的。比如当时人们用来犁地的耒（lei），就是一根一头削尖了的木头棒子，这种农具据说最早在神农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到春秋时期依然在延续着它的伟大使命。不过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不都是死脑筋，不少人也开始制作使用石头制成的犁，尽管石质的犁头也比较容易损坏，但到底是取用方便，而且生产效率要比耒高不少。

除了耒和石犁之外，人们常用来铲土的工具叫做（si），其形状和作用跟我们现在用的铲子相似，但铲头是用骨头或者木板做成的，显然不是很耐用。近些年在不少地方也曾出土过用青铜制作的铲子，如此贵重的农具显然不是寻常人家能够用得起的，因此出土数量不多，显然没有大规模推广使用。这些青铜铲的作用，大抵是贵族们在自家陶冶情操，养花种草用的，亦或者是开春的时候搞春耕仪式的时候用，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还是使用那些比较原始的工具。

而铁器就不一样了，地球上铁矿的储量相当丰富，而且在各个地区分布也相对均匀，这就决定了制铁工艺一旦成熟，其价格必然会很低廉，有利于大规模的推广使用。但制铁最大的难点是其对炉温的要求太高，铜的熔点虽然也很高，但只要把铜和锡以一定的比例混合，只需要八百度左右的炉温就可以将其完全熔炼，而铁的熔点要比青铜高五百度左右，这对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青铜时代就完全没有铁器，最晚到商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用陨铁铸造的兵器了，而到了周代，完全由人工提炼制作的铁兵器已经出现。但在当时，铁兵器的出现纯粹是冶炼青铜时的副产品，品相不如青铜美观，其质地和性能也比不上青铜器，因而很让当时的贵族们瞧不起。铁器在当时不受重视，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当时工艺条件的限制，在青铜冶炼所能达到的炉温下，铁不能被完全熔化，只能形成带有很多杂质的蜂窝状灰铁块，也即块炼铁。人们无法把这种没有完全液化的金属，放在模具里随意改变它的形态，因此制作铁器的唯一办法就是反复敲打，使之成为可以使用的熟铁。

这种原始的制作工艺很是费时费力，因此铁矿虽然随处可得，但铁器的制作成本却不低，而且制作出来的铁器含有的杂质多，其性能跟铜器差不了太多，也不能用来制作长兵器，贵族自然也就弃之如敝履了。比如《齐语》中曾有管仲的一段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说的就是青铜和铁器的区别。青铜器因为美观适用，可以被用来制作兵器和礼器，被称为“美金”，而铁器因为外观粗陋质量不好，而且还容易生锈等诸多缺点，只能勉强用来制作农具，被管仲鄙夷为“恶金”。

但铁质的农具一旦出现，很容易就会掀起一场生产上的革命，毕竟铁器质量再差，吊打那些原始的农具还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因此也就有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为了满足广大底层民众对于铁质农具的需求，那些原本只是制作副产品的工匠，便开动脑筋对技术工艺进行改进。于是我们便看到，在春秋战国之际，冶铁工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巨变，一些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技术——比如热处理、淬火、叠锻、渗碳钢、高炉液态炼铁等等——都开始纷纷登场，这其中的很多技术手段，要到工业革命前后，才逐渐被欧洲人所掌握。